廖岑一度觉得，焦波和那些志愿者没什么两样，地震后来得勤，过了几年就不再关心自己了。再次见面时，焦波觉得廖岑的性格突然变得敏感、内向。

　　直到现在，焦波都常感到惋惜，他觉得廖岑是最有摄影天赋的，但却荒废了。“最捉摸不透的就是他，每天都笑嘻嘻的，但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到底在乎什么。”

　　“我觉得越长大越不开心。小时候什么都没有去想，结果长大了问题越堆越多，想不通了，手忙脚乱了。以前遇到问题都是逃避它，不去想，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做成。”只有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焦波觉得终于听到了廖岑的心里话。

　　说完后，廖岑一偏脑袋，“是不是太负能量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说，“那我说点正能量的吧，大学生活挺充实的，天天都有事情做。”

　　应对媒体采访时，廖岑用一套“标准答案”把那段记忆小心地封存，“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这样大家都能开心。”他尽可能不去回想，但外界总是迫使他回忆，他家的板房常常被摄像机闯入。有关地震的阅读和作文题贯穿了读书期间的多数考试。但他从不拒绝采访，“总不能让他们大老远过来，空着手回去吧？”

　　但他有时很抗拒在镜头里出现，因为觉得被拍的都是自己打游戏、成绩不好的状况。“那不是我的全部，但却是别人眼里的全部。”

　　为了能让廖岑考上大学，焦波和他的家人商量，让他学习播音主持，走艺考的路，焦波还推荐廖岑参加一档演讲节目。预演结束后，编导对演讲的效果和他的态度不满意，没让他上舞台，“你这样的故事没有让我们现场的人泪流满面，某种程度上不算成功。”

　　“他们可能觉得我吊儿郎当的。其实是我不想在别人面前说地震，说和爷爷的故事。”直到最近，焦波才得知，廖岑不喜欢播音主持。

　　廖岑告诉记者，从来没有人问过自己是不是喜欢播音主持，但想到大家也是出于好心，所以从来没有表达过不满。虽然拍过纪录片，拍过很多被焦波称赞、上了影展和画册的照片，但他说自己不爱摄影，“只是觉得做这些能让焦老师开心。”

　　过去的10年，焦波和6个徒弟的相处时间远多过自己的孩子。他觉得自己“早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子女”，孩子们也把他当成父亲了。即使是不给好脸色的刘明富，外出拍片时也会扶着焦波走，在车上不自觉地靠着焦波睡觉，吃饭前提醒高血糖的师父吃药。

　　但是焦波后来是从别人口中知道，刘明富找了女朋友，这让他一度感到很挫败。这个朝夕相处的徒弟和别人都好好的，唯独爱对他这个师父发脾气。有时为他好让他做什么事，他一定要反着来。后来焦波想通了，其实小北川在对自己撒娇，“人只有对自己最亲的人才会撒娇。除了我，他还能对谁撒娇呢？”

　　最初几年，焦波对徒弟们很严厉，谁照片拍得少了，学习成绩退步了，都会批评。“很多时候甚至是逼着他们学，觉得不能对不起社会的关心。回头来看，好像有点过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路上走着，或快或慢。能健康成人，不走入歧途，其实就够了。”

　　老二王晰选择用忙碌冲淡伤痛，他告诉记者，难过的时候，他就拼命学习，不知不觉也就忘掉了不开心的事。被焦波收为徒弟后不久，王晰找到焦波，说想把时间都放在学习上，不打算学摄影了，焦波尊重他的决定。

　　与他们不同，老四何文东热爱摄影。他一有空就出门拍照，交给焦波的作品最多，也最愿意琢磨构图。看着镜头里灾区生活的变化，他觉得“被点醒了，自己也要大步向前走”。

　　只是，后来妹妹身体不好，还被下过病危通知书，外婆也需要照顾，何文东只能辞掉广州的工作，回到四川照顾家庭。

　　他一直很羡慕刘明富能够拍纪录片。现在，他连拍照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偶尔用外婆和妹妹买药剩下的钱买摄影书看。他有时会被生活不受掌控的感觉弄得心烦意乱，但他很快就想开了，“生活不会等我，只会继续。”

　　如今，何文东还在为工作奔波，他的妹妹何美君因为体弱多病，跟着外婆一起照看麻将馆。

　　大师兄刘明富已经站上过国际纪录片节的领奖台，6个人中学习最好的老二王晰，坐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室里，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历地震。王晰的妹妹王海奕立志像哥哥一样考上好大学。跟家人和焦波商量后，廖岑决定开一个媒体工作室。

　　尽管境遇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6个人的生活看起来都在向正常的轨道靠拢。廖岑已经很少回老家汉旺镇了。他家附近有一座高高的钟楼，那场地震后，指针永远停在了下午2时28分。以前他很喜欢去钟楼边玩，县城重建后，那是他唯一熟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