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祖父给的钥匙打开锁，从蛛网密布、杂草丛生的老宅里抓出8条蛇，赶走成群结队的老鼠，李俊回到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高桥镇唐家村，注册了楚雄第一个民办社会工作机构。

　　过去3年里，他把唐家村5号那幢20多年无人居住的老宅变成了热闹的“儿童之家”。更早之前，他在专门从事社会工作服务的机构“云南连心社区服务照顾中心”工作过10年。因为感到“不能再无睹一些凋敝乡村中的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他辞职回到了村里。

　　2013年，民政部开始在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支持计划，为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受灾人员开展社会工作服务。2013年以来，云南省民政厅累计选派了520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到30多个县开展服务。

　　上个月，一部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出现社工角色”的电影《米花之味》上映时，一群在省会昆明参加社会工作实务能力提升培训班的社工，集体到电影院观看了这部影片。电影放完，这些观众没着急散场，七嘴八舌讨论了起来。他们太熟悉片中那些场景，那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工作。

　　和片中的社工一样，这些年轻人大多是回到家乡从事社会工作。其中有不少是大学毕业生，走出大山后又回到大山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申请慈善资金项目等，从事着关爱保护留守儿童、救助帮扶贫困群众的工作，成了中国减贫事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眼前的家乡变得陌生了

　　那部电影里的社工是一个编着一头小辫的时髦小青年，村中讨论公共事务或村民遇到困难时刻，都有他出场。

　　这位发型很“摇滚”的社工，原型是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源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专职社工李小菲。

　　不同的是，李小菲是个姑娘，头发黝黑，发型一点也不“摇滚”。

　　受“连心”选派，大学毕业的李小菲回到了家乡沧源县，进驻距离镇政府12公里、与缅甸接壤的勐董镇刀董村，为这个佤族村寨提供社工服务。

　　与李小菲一起的，还有当过两年代课教师的陈江龙。两人都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学的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

　　尽管此前他们都不了解什么是社会工作，但读过大学、见过世面、同为佤族的他们，有了回村工作的天然条件。

　　最初的工作并不顺利。虽然是县妇联帮助选的点，但他们进村以后，由于不了解社工是干什么的，村干部并没有把他们当回事，将他们安排在村小的瓦房里居住，窗户没有玻璃，陈江龙只能自己用捡来的木板一点点修理。他们去孩子和老人家里做家访时，村委会总是派一名武装干事跟着。

　　从昆明冶金专科学校毕业的赵莲杏，学的是工程测量与监理，因找不到“成就感”，她辞掉了干了一年的测量工作，应聘为“连心”的社工，回到家乡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在大矣勒村开展社工工作。

　　村里的老人很喜欢赵莲杏来串门，但他们认为她是闲得无聊。村民们好多年没见过长期待在村里的年轻人，各种猜疑都出现了，有人以为他们是政府安排来扶贫的，有的以为是随便来看看村民家情况的。有人甚至对社工表现出了相当的排斥。

　　而且，当这些年轻人饱含着对家乡的热爱、怀揣着改变家乡的情怀回到家乡时，却发现他们眼前的家乡变得陌生了：

　　大多数村民外出打工了，村里弥漫着一种清冷的气氛；一些靠打工攒钱盖的新房空着；七八十岁的老人每天扛着农具下田；村中有老人去世，却找不到几个青壮年来送葬。

　　年轻的社工们开始思考许多问题，比如，“乡村是谁的乡村？”“乡村的发展要依靠谁？”“我在乡村发展中能做什么？”“社工与其他农村工作者有什么不同？”

　　在刀董村社工站工作时，虽然离自己家不远，但陈江龙和李小菲都坚持住在村里。

　　由于村里大部分蔬菜只能从外面购买，每次回家，陈江龙都要买不少蔬菜和肉，把汽车行李箱塞得满满的。“社工的岗位就在村里。”他解释，虽然回到了家乡，但不等于早上进村工作，下午下班后出村回家。一线的社工，就是要驻扎在村里，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与服务对象建立联系。

　　为了让自己成为“村寨的一分子”，张娥总是参与村里迎生送死、春种秋收等事中。

　　2014年7月从昆明学院毕业的张娥正忙着在昆明找工作时，昭通市鲁甸县发生了里氏6.5级地震，地震造成617人死亡、112人失踪。张娥的老家火德红村是重灾区之一。

　　家园被毁、亲人离世、余震不断，回到家的张娥在感伤恐惧中当了一名志愿者，给灾民发放物资，帮助救援队统计信息，为救灾部队带路。

　　救灾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张娥准备返回昆明找工作，却看到“连心”在火德红村建立社工站，招聘本地大学生。“公益”两个字击中了她这个火德红村的第一位本科生。“公益就是献爱心，别人大老远的都来了，我是本地人怎么好意思走？”

　　灾后的土路上车来人往，尘土飞扬。从远处挑来的生活用水要省着用，张娥觉得自己从回到家以来就没干净过，满脸长满了痘痘；隔三岔五停电，冬天来临，高寒山区的气候变得异常寒冷。

　　然而，比生活难题更需要克服的，是张娥内心的迷茫。

　　震后的鲁甸来了很多公益组织，他们在救灾点陪同老乡、倾听他们的痛苦、组织孩子学习玩耍。与他们做着同样事情的张娥没找到什么成就感。

　　各类组织渐渐撤出后，如何帮助老乡们恢复正常的生活，成为摆在张娥等社工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天气越来越冷，灾后搬到山上的老人大多感冒了，社工们与爱心人士联系，将募捐来的棉被、毛毯、热水袋、军大衣发到老乡们手中。随后，他们在9个安置点组建了妇女小组，给她们提供材料，让她们为60岁以上的老人钩织毛线鞋。一个月后，200多位老人拿到了妇女们钩织的冬鞋。一些大姐还将富余的冬鞋送给亲友和邻居，而不是拿去出售。

　　这一行动激活了灾民们互助和自助的思想。

　　随后，社工们又组织了各类活动，其中一次在小凉山举办的饺子宴，来了近600人，让老乡们在相互温暖中重拾灾后的生活信心。

　　3个月以后，靠政府划拨的一块土地和老乡们的义务投工，社工们在小凉山的工作点“协力工作营”建成。在香港李嘉诚基金会鲁甸地震灾害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支持下，“协力工作营”成了孩子们的“小书屋”。

　　同时，社工们还不断地参与到村里的农活中。“参与农事，才能明白村民所想。”张娥说，只有做了农活儿，你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为10块钱争吵，因为10块钱=20斤土豆=一个月的食盐。 “只有参与了农事，你才不会随意去评判村民，才真正懂得他们与土地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走出迷茫的张娥明白，公益不是简单的献爱心，社工助人，更要自助。社工可以改变社区，但改变的力量来源于自己。

　　这是我的家，是我心归属的地方

　　3年来，每天放学后，都有二三十个孩子到唐家村5号——李俊的老宅学习、玩耍。到了周末，平时在乡镇学校寄宿的高年级孩子回家，也爱到这里来。老宅里人多时会达到近40人，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叽叽喳喳。

　　当初，带着新加入的社工，李俊自费将老宅改建为社工服务站和留守儿童之家。他们将墙壁刷白，在上面贴上孩子们的画；在院子里铺上塑胶地板，在教室的瓦檐下挂上气球和彩色的小灯笼；他们购买了课桌、玩具、图书、羽毛球、乒乓球、篮球、沙画、架子鼓、白板……

　　在李俊看来，驻村社工除了陪伴关爱留守儿童，还在扶贫和社会救助中起到了兜底的作用。

　　由于遭遇天灾人祸、重大变故、父母离婚、患有重病、残疾、一方或双方死亡，或家庭经济困难等，留守儿童中出现了一些困境儿童，他们有的还未“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