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为工匠精神打造养成制度

　　如上所述，通过理念型方法，可以将工匠精神区分为累积型和急进型工匠两种类型。如此界定，一方面是为了突破传统概念的价值定位，从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操作化指引；另一方面意在强调工匠精神养成的制度嵌入性，制度革新在其中尤为关键。很明显，不同类型的工匠精神养成的制度基础是不同的：累积型工匠精神养成多依赖于协调性生产体制，而急进型工匠精神养成则更多需要自由性生产体制支持。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体制是指经济行为人（企业）为了组织交易，以及保持经济活动持续性而采取协调机制，根据企业内部组织形式及其与竞争对手、客户以及国家之间关系差异，可分为自由性和协调性生产体制两类。在自由性生产体制下，充分释放自由市场力量进行治理。而在协调性生产体制下，依赖联合网络，遵循关系性和不完全契约原则治理。

　　在这两种生产体制下，企业间“竞争形式”与劳动管理制度是不同的：在自由生产体制下，同类企业间关系结构以自由竞争为主，而在协调性生产体制下，企业间则是“有组织竞争”的关系结构。相对应的，规范工人雇佣、付薪、组织的劳动管理制度在自由性生产体制下，则高度市场化，而在协调性生产体制下，市场化则受到管制。通过企业竞争形式和劳动过程管理，这两种生产体制养成了不同的工匠精神类型。

　　协调性生产体制有两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即“抑制过度竞争”和摈弃企业劳动管理中的“课利动机”，这对累积型工匠精神的养成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方面企业通过行会组织、同业协会、卡特尔等非市场性治理机制限制企业间恶性竞争，监督和惩罚企业间的相互“挖人”等资源争夺行为；另一方面，通过相对稳定的工作安全，有助于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技术进行持续长期的改良，进而养成累积型工匠精神。

　　反观在自由性生产体制下，企业与工人均被置入自由、开放的市场中，并处于较为激烈的竞争状态，时间领先与效率至上是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支持快速生产的可转移、通适性技术技能更为重要。

　　因此，在这种强调灵活多变的自由性生产体制下，更易于养成急进型工匠精神。

　　回归：重回生产过程与产业创新

　　建构匹配制度进而养成对应类型的工匠精神，对于中国的产业创新升级非常重要。

　　众所周知，产业持续性的创新与升级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的核心，这需要从过去的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从依赖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走向依靠技术创新的竞争优势。一般而言，产业创新升级都是一个链条行动，它由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两个部分组成。如果说产品创新偏重于创造和设计新的成果，那么工艺创新则侧重于通过生产过程将创新的想法和理念实现和转化为现实可用且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物品。

　　在实际的产业创新过程中，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相辅相成，产品创新不断提出要求以激励工艺创新，工艺创新则奠定了产品创新加工落地的制造基础，进而反过来，工业创新的加工制造环节能够通过反馈机制进一步优化产品创新。在整个产业创新链条中，创新者的工匠精神可以贯穿和作用其间的两个主要环节，推动产业升级创新真正落地。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无论是制造产业还是信息科技产业都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阶段，如何摆脱对外国的核心技术依赖并形成自主创新路径，这是我们实现产业创新升级必须要跨越的鸿沟。如上文所言，制造业的创新升级更依赖于累积型工匠精神，而信息科技产业则更需要急进型工匠精神。这其中匹配制度的革新尤为重要，但笔者以为，这过程中更为关键的是，我们需要抛弃“重研发轻生产”“重学历轻技能”“重数量轻实效”的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重新回到生产过程，在政策行动上重视生产一线的人与物，在实践中打造工匠精神，通过科学知识探索和生产经验积累的双轮驱动，才能推动中国真正迈向质量为本的新发展模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技能形成体制与劳工社会保护（16BSH068）”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王星，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