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罪信”捍卫了受害劳工的尊严

　　由童增发起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虽然历经艰辛，但它得到了广大受害者及其遗属的支持和参与，也得到了许许多多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干部广泛认同和支持。2006年5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成立，童增任会长，闫明复、王照华等老干部担任名誉会长，许多老将军、老部长以及一些开国元勋子女担任顾问，如杨怀庆上将和开国元帅罗荣桓之子罗东进中将等。空军原副司令员王定烈将军为联合会题词：“恶狗怕粗棍，人善受人压。”老干部蒋光化题词：“促进中日友好，维护中国人民的尊严。”曾经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的老干部黄璜题词：“支持正义的民间要求，维护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

　　由于日本法院以诉讼已过了时效期为由进行终审判决，中国民间受害者在日本进行的近30起索赔诉讼无一胜诉。为了帮助这些打索赔官司的受害者，2007年6月10日，童增发起的对二战受害者的援助活动在全国政协大礼堂举行，一项专门用于资助日本侵华战争受害幸存者的活动正式启动。这一援助活动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主办，旨在对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被挟持到日本本土服苦役的劳工，以及在日军大轰炸、大屠杀和细菌战中遭到人身伤害的幸存的受害者在经济上给予资助。当时，刚刚在“西松建设案”中遭受日本最高法院不公正判决而败诉的劳工邵义诚以及日军无差别轰炸的受害者高熊飞等几位老人成为第一批接受资助的受害者。童增还亲自前往天津、石家庄、哈尔滨、重庆等地给受害老人送去资助款，以表示对他们不顾年老体弱积极参与对日索赔运动的支持和慰问。香港爱国商人钟惠明为此次援助活动提供了捐款。

　　2013年8月15日，在童增的推动下，由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和腾讯微博共同为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发起捐助活动。这次活动共为110名战争受害者（包括17名“慰安妇”、47名被强征劳工、36名潘家峪惨案受害者、10名细菌战受害者）募集了资助款。

　　与此同时，中日律师团队和志愿者与日本加害企业经过长期而艰苦的交涉和谈判，终于开辟了一条诉讼之外的“和解”之路。最终达成了“花冈和解”“大江山和解”“安野和解”“信浓川和解”，以及备受人们关注的“三菱和解”。2016年6月1日上午，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在谢罪的基础上与中国受害劳工达成和解，三菱公司代表木村光与中国受害劳工代表闫玉成（87岁）、张义德（89岁）以及阚顺（96岁）的女儿阚翠花签署了和解协议，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向中国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谢罪金，并承诺出资为受害者在受害地点修建纪念碑，让人们铭记被强制掳日中国劳工的这段血泪历史。

　　迫使日本三菱材料公司谢罪离不开中日众多人士的不懈努力和长期坚持，特别是在索赔官司早期将联系到的三菱公司受害劳工介绍给日本律师的李定国、甄国田，带领三菱公司受害劳工多次去日本出庭打官司的康健律师，以及参与同日本三菱公司谈判并达成和解协议的志愿者朱春立、律师孙靖等，他们都功不可没。

　　日本三菱材料公司谢罪并与中国受害劳工达成和解后，童增和志愿者孟惠忠、赵霞又从“10000个正义的呼声——童增书简”网站上查到上世纪90年代三菱材料公司受害者写给童增的7封信，便按照原地址写信告诉他们这一消息，其中除3封信最终因地址不详被退回外，有两封信的主人给童增回信表示，“写信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对于索赔已经不抱成功的希望，但现在知道成功了，非常感谢童增先生还未忘记我们”。

　　童增为劳工等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所付出的一切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感激。就在日本三菱材料公司与中国受害劳工达成和解协议并表示谢罪的当天下午，闫玉成与劳工联谊会副会长赵宗仁老人等受害劳工代表一起到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表达他们的谢意。闫玉成将自己书写的“恩重如山”4个字送给童增，当中国劳工代表向童增赠送一副绣有“民族英雄”的锦旗时，童增坚辞不受。他说，自己配不上这个称号，所有的功劳应该属于全体中国人民。

　　童增在为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受害者伸张权益、维护受害者尊严的坎坷路上走过28年，他的无私奉献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支持。在美籍华人柴大定、曹赞文创建的“10000个正义的呼声——童增书简”的网站上，记者发现，在那一封封受害者写给童增的信件里，充满着殷殷的感激之情。受害者吴建棉女士在1993年2月3日看到《文摘周报》刊登的文章《向日本国讨公道》后，给童增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您代表我国亿万人民说出了几十年来要说的话，并积极行动向日本为战争受害的我国人民讨还赔偿，您那种大无畏的精神、民族的正义感，使我们深受感动。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谨代表我们全家及家乡的受害人民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谢谢！”她还写道：“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至今仍记忆犹新，对日本鬼子的深仇大恨至今还令人义愤填膺！”

　　必须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

　　谈起20多年从事对日民间索赔运动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童增感慨良多。但他表示，所付出的这一切是值得的。首先，对日民间索赔运动让日本社会和民众接触到一些被日本政府刻意粉饰和美化的侵略历史的真相，虽然日本以种种理由拒绝向中国民间的战争受害者谢罪、赔偿，日本法院也未能作出公正的判决，但中国受害者的正义呼声突破了日本政府的封锁而传到了日本。其次，对于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以及惨烈牺牲，西方各国了解的并不多，尤其是对于日本当年在中国所犯下的暴行知之甚少，不像对纳粹暴行的了解那么深入骨髓，因此，通过对日民间索赔运动，让世界上更多国家的人们了解那段血腥的历史，也算是中国民间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对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日本当局也是既怕又恨，当然也要竭力阻挠。1992年3月，当时日本驻华使馆的一位公使就曾在一次早餐吹风会上对日本记者说，要用一切手段“对付童增他们，如果中国老百姓都要求（向日本）索赔，那就不得了了”。1992年8月，童增应日本一和平团体邀请，准备前往日本东京、大阪等地进行访问和发表演讲，日本邀请方也已经把童增的照片印上了海报和宣传册，但日本驻华使馆拒不为童增发放签证，在童增的护照上盖上“中止”二字。后来，童增由于积极推动和参与民间对日索赔运动被所在单位领导看作是不利于中日友好的因素，最终被原单位辞退。尽管遭遇到一些不公，但童增还是感谢更多的人给予的支持、帮助和鼓励，才使得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事业跌宕起伏走过了28年。“过去不愉快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现在我们赶上了一个新时代。”童增说。

　　童增反复对记者强调说，他并不是孤立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因为有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及其遗属和各界有识之士的加入，遂能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正义力量。他特别提到一些律师、学者等有识之士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王选、康健、苏智良、管建强、朱春立……当然也包括日本律师和一些热心的日本普通民众，更有众多的海外同胞及国际人士。

　　他说，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实现强国梦想的关键时期，而国家的发展和强盛，正是他为中国民间索赔运动继续奋斗的力量源泉。他说，自己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今后工作的重点是向日本追讨被他们掠夺走的中国文物，并继续以中国民间的正义呼声来要求日本政府就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人体试验及细菌战等日本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赔偿。

　　“要让国际上更多的人了解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暴行，”童增说。他现在也正是这么做的。2017年9月，童增得知中国政府邀请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适当时候再次访问中国的消息后，辗转给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写了一封信。童增说，他正在做挪威国王的“工作”。他在信中说，国王的祖父和父亲在二战时曾经历过令人恐怖的“伦敦大轰炸”，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则在二战时经历过惨痛的“重庆大轰炸”，因此，希望挪威国王访华时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因为挪威国王的表妹、荷兰女王曾经参观过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目前已知的消息，挪威王室已收到转去的这封信件。

　　2017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忌日，也是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童增在索赔群里发起倡议：“除了悼念遇难同胞的活动之外，我们民间要发出声音，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谢罪赔偿。如果将来我们同全世界的华人一道，每年的这一天在自己所在国的日本大使馆门前，国内外一齐怒吼：要求日本（政府）就南京大屠杀谢罪！我想这一天会到来的！”童增告诉记者，他正在着手建立一个“要求日本对南京大屠杀谢罪”的微信群，联络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在12月13日这天一起发出正义的呼声。

　　由于童增发起的民间对日索赔运动以及帮助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及加害企业讨回公道，他已经连续4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他的贡献不仅在于提醒人们要牢记历史，更在于为维护世界和平要勇于担当。前不久，美国35个华人华侨社团也签名支持童增角逐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当年中国受害者及遗属写给童增的近万封信件，被媒体称为“童增书简”，今年8月底，辽宁教育出版社将出版从中选出的100封信件的中英文对照版《童增书简》（上、中、下）。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一些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将《童增书简》申请世界记忆遗产。

　　对于中国对日民间索赔运动的意义，有国际法专家认为，他们为促进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所作的不懈努力，不仅对战后国际法是一大贡献，而且对维护世界和平、预防战争犯罪也是一大贡献，他们的行动将告诫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军队，不得屠杀平民和战俘、不得使用化学毒气……否则，这些罪行除了要被国际社会追究外，还会被像童增这样的民间人士不懈追讨，并最终受到正义的审判。

　　对于28年来不屈不挠为中国民间索赔运动所付出的心血，童增坚定而凝重地说道：“我所孜孜以求的，就是要为那些受害者讨回公道和尊严。”

　　本报北京7月4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