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金宇澄的《繁花》是一部乍读艰涩，一旦进入情境，便酣畅淋漓的小说。读毕掩卷，有镜花水月、樵柯烂尽之感。2015年底，经金宇澄提议，张翔联系到吕效平，表达了将《繁花》改编为舞台剧的愿望。在数次会面交流后，确定由我作为舞台剧版《繁花》编剧。

　　2011年，金宇澄以网名“独上阁楼”在上海弄堂网站论坛上撰写连载小说，这些论坛帖子，成了《繁花》的雏形。《繁花》写的是上海，用的是沪腔沪调，对吴语区以外的读者来说，阅读起来会有一点“隔”；虽有着无法忽视的上海气质，却真切地透出了普遍的生命感受。正因如此，《繁花》才能走向全国。

　　我之所以接受改编任务，不仅由于《繁花》打动了我，还由于金宇澄极富画面感的语言，让我在第一时间想象那些动人场面在舞台上可能呈现的样貌。戏剧是文学的，也是空间的。原著文字生动的画面感，是使我有胆量接下改编任务的一大前提。

　　小说以陶陶对沪生讲故事开始，沪生不断想走，陶陶反复拉住。沪生表现愈不耐烦，陶陶讲得愈是仔细，直到沪生渐渐进入故事，不用陶陶挽留也再难移动半步。陶陶仿佛民间说书人，沪生仿佛欲去还留的听书人。故事讲到精彩处，听书人惊呼，说书人得意。金宇澄说，他写作的初衷是“做一个位置极低的说书人”。

　　金宇澄确实做了“位置极低的说书人”，我们也看不到任何一个标签化的群体，看不到熟悉的“启蒙”，看不到对圣人的崇拜，看不到厚古薄今或忆苦思甜，看到的是作者站在极低的位置描绘城市角落、红尘男女。在他的笔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和90年代的人相比，并不见得更好或更坏，然而，六七十年代“清炒凉拌”和90年代“浓油赤酱”的气味差异，却分明地显现出气质上的不同。这种不偏不倚又活色生香的写作，令我十分敬佩。因此，我希望舞台剧也能保持这种不偏不倚，既不美化过去，也不展望未来。

　　一部长篇小说要改编为舞台剧，必然需要有所取舍，以《繁花》之“繁”，更是如此。《繁花》以阿宝、沪生和小毛三人串起一个个人物、一个个故事。这种故事串联方式类似中国传统民间文学，看似纷杂凌乱，却一直有主线牵引。小说结尾，小毛临终，说：“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阿宝叹息说：“小毛想死，汪小姐想生，两桩事体，多少不容易。”在初稿的梗概中，我希望以汪小姐的生和小毛的死为主线，正如花开花落，“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然而，在梗概完成后，我发现，这两条主线已然超出了一出演出时长在三小时内的舞台剧剧本容量，更别说旁枝杂叶了。于是，在与吕效平和张翔讨论过后，决定舞台剧截取《繁花》的前半部来写。这样，既能使剧本的情节进程更从容，也能为将来的续作留下余地。几经修改后的梗概中，确定主线为阿宝、沪生和小毛的离合，以阿宝、小毛和沪生的结交开始，以三人的重逢结束，表达人心与世事的无常。随后，出品及制作方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和五盟文化把它打造完成，今年1月在美琪大戏院首演，正式搬上舞台，又在不久前来到北京接受观众的检验。

　　我十分喜欢《繁花》两个时代交织的结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最后才发现两枝长在同一棵树上，这是金宇澄的巧思。这种小说结构，使两个时代的并置不至于杂乱无章，有如草灰蛇线，伏脉千里。阿宝在小毛庆生聚会上说：“人生知己无二三，不如意事常八九，就是最好的朋友，最后也是各归各，因为情况太复杂了。”小毛与二人绝交后，阿宝说：“人是要变的，情况变了，一切会变。”这一前后呼应，让我找到了“生死”以外另一个能够将两个时代串联起来的东西，那就是“变化”，不可掌握的变化。我想将命运的不可预知关照全剧，让剧中所有人际关系都处在变化之中，到达意料之外的结局。

　　沪生与姝华是最容易下笔的。他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都经历了巨大的命运落差，这种落差所造成的影响在姝华回上海时爆发了。小说本就为沪生和姝华提供了绝佳的戏剧场面，这使我很快就找到了这对人物与这组关系的改编方向。当全剧落幕，这组关系也完满自足了。在改编时，我对这一对有着最大的创作激情。最难处理的是阿宝。他的“不响”牵扯着非常多的编剧技术难题。我最终将他与李李处理为活在回忆里的人。阿宝的“金鱼”和“钢琴”，李李的“玫瑰”，作为他们历史的意象反复出现。小说中阿宝一直不结婚，心中总是想着蓓蒂。在最初的网络连载版中，90年代的阿宝仍然在四处打听蓓蒂的消息。蓓蒂连带着过去那段不堪的岁月，铭刻在阿宝的生命中。我将阿宝与李李的感情看作二人的某种同病相怜。阿宝心中是60年代的遗恨；李李心中是80年代的伤疤。一个被政治裹挟，一个因经济沉沦。于是，被动的阿宝终于在李李坦白心事后主动了一回。

　　《繁花》第一季的剧本十易其稿，我不敢说我还能改得更好。其中功过，只有交给观众评价了。

　　（作者为话剧《繁花》编剧。图为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