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 1964年，刘东生在希夏邦马峰考察。

图②1964年，施雅风（右二）在希夏邦马峰考察时于冰洞前留影。

图③ 1973年孙鸿烈院士（中）率队在雅鲁藏布江中游考察。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家喻户晓的西天取经磨难，对老一代青藏科考人也特别适用。

　　前不久，一次采访的机会，笔者见到了86岁的孙鸿烈院士。在老人的娓娓讲述中，笔者随着他回到了五六十年前，还没什么公路覆盖的青藏高原。

　　新中国的科研人员首登青藏高原，是骑着马去的。1951年，50多位科学家和科研助手组成工作队，骑着马、骑着车随军进藏，用两年时间完成了西藏东部地质调查、西藏农业发展报告。此前，中国人对这片占自己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区域，在科学认识上是一片空白。

　　孙鸿烈第一次进藏是1961年，当时科学院百余人为修青藏公路做冻土情况调查。孙鸿烈走到拉萨、日喀则的河谷地区，沿着拉萨河、年楚河寻找荒地。他是研究土壤的，那次还带着任务，为西藏老百姓找荒地、发展农业。

　　河谷之下，山川之巅，就这样零星有了中国科学家的身影。他们跋山涉水、翻山越岭……上世纪50年代末，“冰川之父”施雅风院士开始组织冰川考察研究；1966年，“黄土之父”刘东生院士组织了珠穆朗玛峰地区大规模科考。“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李白笔下的行路难，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

　　尽管历经艰辛，能做的工作还是非常有限。当时查到的文献零零碎碎都是英国的，对于这片我们自己的国土，孙鸿烈直言，我们做的工作太少。为了给国家争光，给民族争气，中科院成立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做了十年规划，前4年的考察区域是占青藏高原一半面积的西藏自治区，然后再到可可西里和川西地区。

　　西藏地区的科考工作由孙鸿烈主持。科考队给孙鸿烈配了一辆212吉普，但他不坐，跟大家一起坐解放牌卡车。过了日喀则就没有公路了，吉普车沿着被军车趟出的路在前面开道，卡车跟着慢慢晃，基本不用担心陷进坑里的情况。但遇到过河就麻烦，很容易陷在河里动不了，这时全车人就得下河推车。要穿着鞋，否则扎脚，然后上岸湿着冻一天，晚上住下了，再用热水烫烫脚。

　　从1973年到1976年，从西藏东部的林区到西部的荒漠，孙鸿烈记不清在哪、推了多少次车。回忆起野外考察的4年时光，他甘之如饴。他说，当时科学院系统对探索青藏高原这片未知土地有着热切的向往，一说上西藏，大家都很兴奋，争着去。

　　晚上，能住到部队的兵站或地方的运输站，就是最好的归宿。“站”相当于招待所，虽然并不具备什么招待条件。孙鸿烈形容，那是一个大房间，双层大通铺，大家把自带的鸭绒被往上一铺，一个挨一个就这么睡了，一层能睡十几个人。

　　除了有瓦遮头，住站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吃饭。站里提供大锅菜，还有米饭馒头；他们也带着高压锅，有时候自己煮点粥。白天出野外工作，中午只能嚼压缩饼干，喝水壶里已经凉掉的水，晚上回到站上，能吃口热乎饭就特别开心。

　　当然，更多时候，大家只能住在野外，因为考察深入农区、牧区甚至无人区。他们支起一个个带底儿的、里面正好摆一张鸭绒睡袋的人字型厚塑料帐篷，拿出跟老乡买的牛粪，在涓涓流水的河边，在野云万里的山边升起炊烟。

　　孙鸿烈的野外工作主要是“挖坑”。他们带着铁锹，在有代表性的植被、地形等地选好点，挖出一个土壤剖面，然后一个人下去分层。一般分为A层有机质层、B层过渡层、C层母质层。地表水淋洗石灰到B层，分层人用盐酸可以测出碳酸钙。西藏的土壤一般不超1米就能挖到C层，两三个小时即可完成一套从挖坑到取剖面的工作。

　　他们随身带着纸盒，里面分好几格，分层取土壤样本后按层次放进去，做成纸盒标本。还会用布口袋装土，一袋约一两斤，背回实验室，机械分析确定粗细等物理性质，化学分析确定成分。如果要取整段土壤剖面，就要用木盒子，很重，要有车开到样本坑附近。老乡只知道这是阿嘠土，那是巴嘎土，科研人员要知道究竟是什么土。

　　由于整个青藏高原没有任何科学记载，科考队要对土壤、植物、昆虫、地貌、水文、冰川、气象等一一摸底，各学科之间还有交叉、结合。1973年进藏时科考队40多人，到1976年壮大到400多人。回来经过3年总结，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版了34部、共43本文献，分类很细，比如植物志就出了5本。

　　第一次青藏科考是一次主要靠人力完成的科学大发现，科考队员则是新中国第一代“户外达人”。因为科研需要，他们不得不在青藏高原上“玩户外”，然后“玩”出不少院士，还“玩”出一个大奖——1987年，“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搞青藏研究的人都有着无可救药的青藏情结。耄耋之年的孙鸿烈，去年又去了藏东南，考察地质灾害。这次他专门坐车感受了一下墨脱公路。1974年，他从雅鲁藏布江的“大拐弯”徒步走到墨脱，用了3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