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许老师改我的论文。”博士生刘宁静对记者说着说着，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在她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的前一晚，已经通过专家外审，再次给许老师发了一份，以便告知。没想到第二天清早，她就收到许老师的新邮件，30万字的论文又少了1.7万字，代价是许老师花了一个通宵修改。

　　如今，刘宁静已经成为河南农业大学的一位思政课老师，这件事印刻在她心里，只要学生有论文需要指导，不管多忙，她都尽力指导。理由很简单，在她看来这是一种学术传承。

　　作为思政课教师，郭广和韩宝华夫妇不管平时有多忙，只要学生有困难，他们都会去“搭把手”，帮着困难的学生找兼职，甚至还负责给毕业学生介绍对象，“这是老师对我们德育上的传承。”韩宝华说。

　　与其他老人不一样，许兴亚没有闲暇来颐养天年。尤其是在最近五六年，几乎没有发论文，“我觉得挺‘苦’的，没办法，指导学生的文章中出现了问题，那就是自己的失职。”有人觉得指导了学生耽误了科研，他却看得很开：“难免仍有顾此失彼的时候。”

　　“没到站”他却主动“辞官”

　　再回到30多年前。在内蒙古农村扎根10年，考上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留校工作了。用现在的年轻人的话，许兴亚的故事就是一锅“励志鸡汤”。翌年，他就开始为研究生讲授《资本论》。1984~1985年，他倡议成立了经济研究所。1986年，他被首批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当年全省文科只有4人。其间，他也曾有机会“跳槽”去政府部门工作，最终还是选择留下安心做老师。

　　安于现状做“教书匠”，他并不甘心，而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研究所恢复为经济系，把它从“母系”剥离出来，这是一段让他引以为傲的坚持。这意味着带走了学术带头人和一批老师，有人不乐意了。有一年春节，本该为每人发100元福利，却有人对研究所的16名老师“断了炊”。许兴亚着急了，他跑到学校借钱让老师们过了节。

　　成立了经济系，再到成立了新经贸学院（后更名为经济学院），他自己也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河南大学历史上的首任系主任和院长。别人眼里，他当了官，他却最在乎“老师”这一称呼。有学生称他“院长”，他拉下脸不高兴，非要更正为老师。担任行政职务之后，他没有为自己减免过教学工作量。

　　学者在高校担任行政职务，会占用了研究时间，是否值当？

　　“必须要有人为此做出必要的牺牲。”许兴亚这样回应，他做了一个让同事“惊掉下巴”的决定——辞去院长和研究所所长的职务，此时是新经贸学院成立的第二年，他还没到退休年龄。

　　理由很简单，他认为应该挽留人才，也要为继任者腾“位子”。他曾向学校打报告建议：所长、副所长应当实行任期制，由符合条件的教授轮流担任。

　　回归学术，就像一棵老树重新焕发生机，他一下子被激活了，给学生上课、搞研究、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没有行政职务，不变的是忙碌，唯一改变的是，他更纯粹了。

　　身体力行比说教更有穿透力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成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校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许兴亚带着这些标签，实际上，他的家庭状况，却是磕磕绊绊。

　　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学生韩宝华和刘宁静谈及此事都忍不住落泪。一位“超期服役”10多年的老教授，一边工作，一边还要照顾病中的老伴，负担实在太重了。就在几年前，这对老夫妻还网购了一辆老年代步车，他每天按时带老伴去护城河边公园锻炼1小时。

　　许兴亚没有什么家产。儿子做生意失败，把唯一的一套私房卖了。“我现在住的也是周转房，无产权，是2003年任特聘教授按学校的政策分配给我的。”尽管两个儿子年龄不小了却没有自己的住房。

　　许兴亚这样做是不是没有人情味？“贫穷也不是光荣的事。”他谈到对孩子的亏欠，始终感到十分愧疚和自责。

　　国内著名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专家、曾经担任过武汉大学校长的顾海良教授，是许兴亚的挚友。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以许兴亚的水平通过学术影响力来改善生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把教学和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把精力放在学生身上，难能可贵呀！”

　　李保民是许老师的学生，如今已是河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他说起了一件事，许兴亚的导师周守正去世之后，师母最大的愿望是学生们能整理出版其遗稿。许兴亚应承下来了。即便没有任何经费，也没有助手，他把发黄的手稿，一字字地敲到电脑里。

　　对于许老师对自己的影响，他的学生们早已形成共识：都说这个时代对年轻人思想引导难了，但相比于单薄的信息传递，身体力行的影响更加厚重，因为这是一种无声的传承，或许这是许老用心良苦破解当下思政课教育难题的“笨办法”，但却恰恰也是开启年轻人信仰的一把钥匙。身体力行，让知识跨越鸿沟，变得更有说服力；无声的传承，让精神力透纸背，穿越时间和空间。（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