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苏州河畔降生、黄浦江边长大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接触摄影之前“宅得可以”，基本上不怎么出门。玩摄影后，他的足迹遍布上海的各色高楼，也开始研究起那些有着沧桑外表的历史建筑。

　　余儒文觉得自己从一个游客的状态，慢慢变成了真正的上海人。在不同的楼宇和景色的排列组合间，他不断发现着上海新的风貌，永远在填补认知的真空地带，人也因此变得更加脚踏实地。

　　“爬楼党”里，各人的志向不同。有人只想“打卡”，收集点位，喜欢与危险同行，觉得拍高楼是一种挺好玩的刺激，变着法儿地展示“不一样的上海”；但余儒文只想老老实实做个记录者，规规矩矩地拿作品里的城市风光说话，自己也基本从不出镜。

　　这几年，无人机等拍摄高科技设备越发普及，但余儒文却坚信好的拍摄必须要身临其境下足苦功。虽然无人机能抓取宏观视角，但细微的亮点根本无法完成，比如遇上画龙点睛般的自然光影，特写镜头下的老建筑会有一种天然的历史感，城市则会有科幻的味道。

　　喜欢历史的余儒文希望穿透建筑表面，记录下更多的城市内涵。“早晚有机会，我要把我的故事讲给你们听。我和作品的故事，就是我与这座城的故事”。

　　“建筑是无数个细节汇聚而成的活历史，它的存在无声地代表着一个时代，一段过去。”他说，其实，上海不只有钢筋水泥玻璃幕墙，还有许多历史老建筑。“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故乡，就能发现她的多面”。

　　兜兜转转拍了上海7年，余儒文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我与这座城》。这张照片借助三脚架拍摄，照片中，他站在外滩沙美大楼的露台上，右侧是利康大楼，1911年的建筑还是英国安妮女王时期的风格，清水红砖拱形门窗，身旁是傍晚来来往往的行人、车流。远处，东方明珠和上海金融中心也被一一收纳，“这张照片里的建筑年龄相差百年”。

　　“相比楼顶俯瞰，地面是人和城市的关系，也是城市和历史、未来的关系。”在余儒文看来，每一栋老建筑都可以被阅读。“既然喝酒讲年份，为什么建筑不可以？拍摄就像考古一样，用最恰当的手法和角度，让人们看到它的真面目”。

　　遗憾的是，他拍过的很多景观，已慢慢成为绝唱。加速发展的上海总是有新的高楼不断拔地而起，有些不错的视角因此被遮住；一些颇有历史感和人文气息的房屋，因为老旧，也在一点一点地被拆掉。

　　康定路600号就曾被余儒文永恒定格。在即将被拆除的残垣断壁上，一群艺术家专门在墙上涂鸦出熟睡的少女、作画的孩子、对话的学生，寻梦记忆中的上海。耳畔推土机“轰轰隆隆”的声音越来越近，余儒文举起相机赶紧抢拍几张，在被“工程帽”赶走的后一秒钟，他亲眼看见一面墙在自己面前轰然倒塌。

　　“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余儒文感叹，这幅作品成为上海市摄影艺术节的入选作品。“今天的摄影就是明天的历史，我想做的，就是尽力把将来可能或就要消失的东西用镜头记录下来”。

　　也因此，余儒文更加珍惜每一次拍摄机会，“把每一次都当作最后一次来拍摄。”工作之外，他还是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会员、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会员，也兼任视觉中国签约摄影师。

　　在他的照片里，总是很容易找见上海中心、外滩、陆家嘴这样的地标。余儒文说，他偶尔也会把自己的照片放到国外的网站，他希望浏览图片的外国人，一眼就能认出这里是上海。

　　为追求不同的视角，余儒文总要费尽周折地爬上楼顶。绚丽照片的背后，实际拍摄环境大多很简陋，有时还有不少突发状况：爬到楼顶，却发现大门紧闭，只得灰溜溜返程；拍到一半保安下班，大门反锁，如果再遇见电梯停运，还有可能一天都回不去。

　　一些拍摄点，因为酷爱极限运动的玩家的挑战，出现危险，而遗憾地永久丧失拍摄机会。余儒文觉得痛心，“找机位很难，但要毁掉一个拍摄地很容易。”

　　据统计，上海目前已建成的200米以上的摩天大厦约有50座，但开放型的观景平台却很稀缺。余儒文希望，更多商务楼和居民楼的楼顶可以改建成观光平台，通过收费的形式对外开放，限制客流并安排安保陪同，让游客能以不同视角看上海，也为摄影创作者带来更多选择。

　　在余儒文的眼里，建筑是能“治愈”人的，“爬楼”也是把负面情绪慢慢缓解的过程。看着风云变幻和华灯初上，不同的风光总会激起他不同的心理感受，情绪也会被带动起来。架着相机，在取景框里等待着城市慢慢苏醒，这让他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

　　“在高处记录上海，仿佛在城市的快节奏生活中找到了慢生活的空间，几个小时的拍摄中可以安静地思考、反思，调整自己的身心，也能过滤外界带来的负能量。”他说。

　　2016年，也是在接触到“爬楼”摄影不久，余儒文刚刚新婚，妻子却面临一场不小的手术。那时候，除了上班和陪床，他把自己的空闲时间都用来“爬楼”，患有轻微恐高症的他一度变得“勇往直前”，因为站在楼顶，就能找回一些生活的勇气。

　　妻子术后，余儒文找机会带她登上了上海中心的楼顶。一起站在上海之巅的时候，一架飞机从他们的头顶飞过，妻子指着天空，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赶紧举起相机留下这珍贵的一幕。

　　妻子没有摄影爱好，但后来，他们习惯了一起去很多有趣的拍摄地点。前不久，台风刚刚过境，在40层的楼顶，余儒文和妻子等到了梦寐以求的“双彩虹”，“那是7年来的头一次。”他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