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河

　　旅居海外的温州籍作家陈河，近日再出新作《义乌之囚》和《外苏河之战》。陈河年轻时是文学青年，发表过多篇小说，1994年放弃写作出国做药品生意，当生存问题解决后，2005年重新回归文学梦想。十几年里，他创作了《红白黑》《沙捞越战事》《布偶》《在暗夜中欢笑》《甲骨时光》等长篇小说，以及一批中短篇作品。《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评价说：“陈河的小说不是依据情节故事，而是通过小说表现探索性思考，呈现故事之外的深度，这也是今天的文学所欠缺的一种品质。”陈河是当下“新移民作家”的代表，从他身上可以看出一种坚持梦想的光芒，如他所言，对于一个心怀梦想的人来说，走得越远，反而会有与最初的梦想越接近。

　　做生意并未给我太多快乐

　　我大概天性还是要写作的人

　　我是温州人，上世纪80年代，我已开始做文学梦，想写出最好看的小说。从部队转业回到温州后，我在汽车运输公司当干部，同时是温州市作协副主席。写了十年，我读到海明威对“菜鸟”说的话：写上五年，如果没有成果那就赶紧洗手不干。但海明威这个标准不明确，像我这样处于有成果和没成果之间的，是不是该“金盆洗手”？我又看到王朔的话，他的意思是，要想写作成功，就得以此为职业，靠这个吃饭。这句话让我茅塞顿开。我问自己能靠写作养家糊口吗？当时的答案是“不能”，所以我应该离场了。

　　电视上放《北京人在纽约》，让人激动，看完后我开始做出国的准备。1994年，我前往阿尔巴尼亚做抗菌素药品生意。除了床头放了《诗经》《世说新语》《论语》之类的书睡前翻翻，再没看文学方面的书，完全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还会回到写作。

　　1998年10月的某天，我被一群当地人绑架。几个蒙面的绑架者手持冲锋枪冲进来，把我按住，用绳索五花大绑，脑袋除了露出鼻孔全用厚胶布缠住，抬到一辆发动着的汽车上，被关进地下防空洞。到了第五天，在我几近绝望时突然产生一个想法：如果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把这种感觉写出来，在国内最好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时刻，我明白了文学在我心中并未死去。第六天，我奇迹般地被阿尔巴尼亚警察救出来，次年移居到加拿大。但是，我还不能回到文学道路上来，当你一家人的生存问题还没搞定，写作注定是不合时宜的。到了2005年，我发现自己已经衣食无忧，再做生意也没什么意义了，深埋在内心的文学种子又开始发芽。这期间我从加拿大乘飞机到上海，换乘火车去宁波，在车站买了一本《上海文学》，看到须一瓜的《地瓜一样的大海》，感觉那时的文学和当年我离开时不一样了。我在多伦多又拿起笔来，以亲身经历写出中篇小说《被绑架者说》。

　　做生意并未给我带来很多快乐，我大概天性还是要写作的人。我把小说交给温州的老友程绍国，他到北京去看林斤澜先生，顺便把我的小说交给在《当代》当编辑的吴玄。《当代》很快发表，我大受鼓舞。过了些日子，我收到一封邮件，是麦家写来的。在这之前我和他不认识。他说看我那篇《被绑架者说》，觉得不错，鼓励我多写点。我知道麦家在国内的影响，所以请他好人做到底，帮我把一个中篇稿子《女孩和三文鱼》交给《收获》杂志。一星期后，麦家来信说《收获》决定采用这个稿子。后来他又帮我推荐稿子给《人民文学》。我一连在《人民文学》上发了两个长篇和三个中短篇。在40岁之后，我进入写作的高峰状态。

　　早期生活记忆和在国外的经历

　　让我不断获得创作灵感

　　2018年4月的某天，我在西藏日喀则旅行，收到一条微信，是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教师保罗·麦加宁发来的。他说我的小说《红白黑》在意大利马上要出版了，编辑一直联系不到我。我看完这消息有点儿晕，意大利出版社三年前和我签了《红白黑》意文版合同，找保罗做翻译，说好2016年出版，可一直没消息。我发邮件问过，没见回答，没想到突然就出来了。接下来不断有好消息，说在年初伦敦书展上，很多语种的书商对这本书评价很好。法国一家出版社也签了合同，2019年年底出版，到时让我到巴黎参加首发活动。

　　《红白黑》源自我小时候的记忆。我家原来住的地方是温州地委宿舍，里面有很多北方来的干部。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得知一个大院的女邻居在巴黎死于煤气中毒。温州出国经商的人很多，但像她这样有红色背景的高干子弟出国，却有点儿特别，而且又离奇地死去。这件事当时在我心里埋了一粒种子。

　　1997年，我前往法国巴黎居住，突然想起那位死去的女邻居。我在巴黎的一个个地方行走时，处处感觉到她的存在。又过了很多年，我早期的生活记忆和在欧洲的经历开始产生作用，让我获得了重建和虚构的材料和能力。我的运气还不错，花了一年多时间，写成了这部小说。

　　那时我毫无写长篇的经验，稿子发到《收获》，很快收到回信，说这个稿子《收获》要了，不过得大改。后来这本书发表在2007年《收获》的长篇专号（秋冬卷），标题是《致命的远行》。不久后，北京的“精典博维”公司看中了这本书，和作家出版社合作出版，书名改成《红白黑》。记得新书发布会上，作家出版社的总审读说他一年要看几千万字，很累，只有这本书让他看得高兴，因为这个小说有很好看的故事。《红白黑》出版后，和意大利的公司签了合同，翻译书的是在北京大学留过学的意大利威尼斯教师保罗。从那之后，出版社再没有消息。外国有句名谚：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果然，三年后，听到了这个好消息。

　　我觉得，写作不应该只是贴着地面去模仿或者反映现实生活，而是要飞翔起来，把人带到特殊的角度，让读者看到人生一些本质的东西。小说家用一个特殊工具，通过讲故事，把这些微妙的东西表现出来。

　　我觉得，好的小说语言不在于修辞有多好，文字有多流畅，而是如何用最简单明了的文字去复原一个场景，更重要的是复原出气氛。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有氛围感，说得简单一点，如果你在写一个场景的时候，你得把这个场景的光线、声音、气味，等等，都重现出来，这样就能带动读者的感官和想象，让读者身临其境。当然，在一本书里营造出一种浓重的氛围或者说气场，那就不只是语言的问题了，那是作者的心智和想象力的整体表现。

　　被作品里的人物激活

　　以蜗牛的速度写《义乌之囚》

　　《义乌之囚》的第一段文字在五年前就写成了，我知道这将是一个好小说，但却搁浅在那里。这个小说最初的想法，来源于我在阿尔巴尼亚时听到的一条新闻，一个温州小伙子从意大利到地拉那做生意，生意开张没多久，帮他在义乌组货的弟弟便被人杀死了。我并不知道其中的细节，也没仔细打听，但记住了这个事，像过去读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一样印象深刻。

　　到加拿大后，我自己也开始去义乌，和义乌人做了十几年生意，可以说非常了解这个地方。五年前，我觉得应该写写义乌了，但是，我写了上面提到的开头之后，马上陷入困境。我从最初的语调里感觉到，我在写一个有野心的大故事，但我无法把故事引向我的目标。我在义乌跑了那么久，应该对义乌的情况了如指掌，然而真的有愧于这段经历，我脑子里的义乌，一直还是一个迷宫一样虚幻的地方。

　　我在开头部分写义乌老市场迷宫般的四楼，是一段真实写照，也是象征和暗示。而我真正的用意，是说义乌是一个脉络遍布全球的博尔赫斯式的迷宫。我多年前去过墨西哥的坎昆，深入到尤卡坦半岛看玛雅古迹，有一天在梅里达城过夜，那是一个古老而偏僻的城市，亚洲人很少，当地人争相和我们合影，在市场里我看到做买卖的小摊上全是义乌货，一个摊主告诉我，他每两个月跑一次义乌。我感到义乌的触须遍布到了全球每个角落。

　　要写出这样一个义乌，并不容易。这个小说除了弟弟被杀这个中心事件，还有几个主要的点，一个是欠债被囚禁的故事，还有就是双肩背包海鱼的腥臭气味，这让小说有一种噩梦感。按道理，有了这些元素，写成一个好看的故事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要的不是表面的故事，而是找到藏在义乌表象下一种深沉的东西。

　　我的故事究竟是在表达什么？我一直在寻找答案。有时我想，把事情写出来，背后的东西读者就可以感觉到，但事实上我做不到。我甚至也想过写成电影《巴别塔》那样，由几个不相干的事情组成一个小说，兴奋了一天，马上觉得不可行。

　　卡尔维诺说过，写得慢的人就像走独木桥，非常困难，但过去之后便会有风景。我知道，写这样一个小说需要耐心，得让它慢慢成长。这几年，我心里一直挂念这个小说，经常拿起来，想好几天，觉得找到办法了，奋笔疾书，最后发现还在原地打转。第三年，我开始想到查理这个人物，这个人物慢慢活了，他有疯狂的想法，我控制不了他。又过了两年，我开始理解了我的人物查理的内心，把最后的想通了，故事就找到了方向，最终以蜗牛的速度，让小说抵达了遥远而神秘的地方。

　　十几年之前，当我放弃写作出国经商的时候，万万没想到正是因为放弃，才成全了我日后做职业写作者的梦想。当然，这个回归的过程让我付出了十多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这十几年是多么宝贵，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并没有浪费时间。这十几年所经历的事情给了我丰厚的生活积累，让我的生活外延大大扩展。我在写中篇小说《女孩和三文鱼》时了解到三文鱼的洄游习性，我自己也像一条三文鱼，只有游到千万里之远的大海，写作的能力才会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