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现场，第二展区“壮美篇章”中集中展示了我国航天技术领域的成就。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曲俊燕/摄

　　全国技术能力、航天科工三院青年大国工匠陈长胜带领“匠人”青年突出队攻关国家重点04专项课题。科工三院供图

　　站在高耸的长征七号、长征五号、长征九号等新一代运载火箭缩比模型面前，39岁的何巍显得并不起眼。

　　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现场，无论是顽皮稚子还是白发老翁，都在选位置、找角度和这些大国重器合影留念，却很少留意到这位年轻人——航天科技集团第一研究院总体部总体室主任，曾全程参与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的设计论证工作。

　　“这些大国重器竟然是年轻人的手笔！”第一次知道何巍年龄和身份的人都难以相信，而当他说出“我们单位还有很多比我年轻的同事，平均年龄也就30多岁”时，人们都会露出更加惊讶的表情。

　　这如同一个隐喻。“年轻”和“重任”这两个词在人们的印象中往往是不相匹配的，但其实无论是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等国家重点工程领域，还是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荡、高温铁基超导等基础研究原创性成果之中，都活跃着年轻人的面孔——尽管，他们通常都藏身在重大科技项目的背后。

　　事实上，年轻的面孔和巨大的成就所形成的反差，往往更加鼓舞人心。正如美国宇航局前局长所感慨的那样：“中国航天最厉害的，不是它取得的像载人航天工程这样的巨大成就，而在于它所拥有的一大批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

　　在改革开放40年的大潮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只存在于航天领域，也不只停留在某一时刻。80后、85后、90后、95后以及未来的00后，这些享受着改革开放红利成长起来的群体，不断接力，在各种国家重大专项、大科学工程之中挑起大梁。

　　年轻的力量：国之重器背后的面孔

　　来自中国航天科工三院33所的于华男，就是一位以“低龄”创“高能”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他带领年轻的团队打造了中国宇宙飞船的核心装置——黑盒子。

　　那是一个黑色金属盒子，方方正正，其貌不扬，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似乎都不符合大众对于高科技的种种想象，但它却对太空飞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神舟”飞船飞入茫茫太空，一次次变轨，缓缓接近银色的“天宫”，这个黑盒子会将飞船速度变化的快慢情况，报告给地面上的指挥控制中心，让中心掌握飞船的整体运动状态。人们将它比喻成贴近飞船心脏的“精灵”。

　　2011年，当于华男团队设计的黑盒子，成功助力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对接时，这支团队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

　　这并非孤例。

　　就在今年8月，随着一声巨响，星空二号飞行器在西北某靶场划过完美的飞行轨迹，向世人昭示，国内首款乘波体气动布局的高超声速试验飞行器研制成功。

　　人们可能很难想象，攻克了多项高超声速科学研究与飞行试验世界性前沿技术难题的，竟然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十一研究院一支平均年龄仅有33岁的研制团队。

　　80后和90后曾被人称为“垮掉的一代”，但有不少像于华男团队、星空二号团队这样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在用实际行动证明：改革开放后的每一代青年，无论是80后，85后，还是90后，甚至95后，都是能“挑大梁”的一代。

　　2015年，我国成功发射第17颗北斗导航卫星，在这个号称“新北斗”的研发团队中，80后占了76%。

　　他们拼劲儿十足，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从2011年项目启动，到拟定卫星方案，再到初样、正样等研制，最后到2015年卫星出厂，仅历时3年3个月。

　　同样的战斗力，在以85后为主力军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实验团队中也能找到。

　　2013年，“中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成果的论文在线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轰动全球。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些年轻人在攻关阶段分工合作，把时间安排得严丝合缝，一周七天，几乎每天都是从早到晚“泡”在实验室里。

　　而相比于80后，90后们在科研道路上的干劲儿毫不逊色。

　　近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新生造血干细胞在活动物体内的归巢全过程的90后团队就“特别能吃苦，超级拼”。

　　有趣的是，关于造血干细胞的研究，其实在这些90后出生时就已经受到了高度关注，但直到他们成为博士还没有人能揭秘造血干细胞归巢的过程。

　　这意味着，这些年轻人即使找到了新的研究方法，依旧需要大量、长期的实验去验证。于是为了早日完成实验，几个年轻的博士“三班倒”赶进度，白天、黑夜、凌晨全都利用起来，每天只睡4到6个小时。

　　这些80后、90后所表现出来的活力，让不少前辈赞叹“年轻真好”。也正是从这些年轻人身上迸发出的战斗力，成就了如此一项项重大的成就。

　　年轻的选择：跳出套路，闯出新路

　　除了活力和激情，敢做梦，敢尝试，不墨守成规，勇于寻求改变也是青年的特长。

　　2016年1月8日，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颁发给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领衔的“多光子纠缠及干涉度量”项目。与此同时，当时45岁的潘建伟成为该奖项最年轻获得者的消息也让大家津津乐道。

　　这一切，其实都缘于20年多前青年潘建伟的一个梦想。

　　多年前，当导师问起“你的梦想是什么”，当时28岁的潘建伟说，希望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而如今，他的梦想不仅成为现实，甚至还为整个国家增添了荣光。

　　2017年6月，当潘建伟带领的中国科研团队打破纪录，率先实现了“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时，英国《自然》杂志直白地评价道：这标志着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崛起，从10年前不起眼的国家发展为现在的世界劲旅，将领先于欧洲和北美。

　　实际上潘建伟所领导的项目的发展历程，也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科技发展的缩影——从“落后”“被动”，发展到今日的“跟跑、并跑、领跑”并存。而这一奔跑接力的背后，不仅有老一辈科学家的信仰、担当、兢兢业业作为支撑，也有年轻接棒者的“敢闯敢干”贡献力量。

　　正如人们在回顾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经历中所得出的规律那样，“重大的原创性理论突破，往往是在一个人的青年时代实现的”。青年的创造力向来不可小觑。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新北斗”团队在2011年启动项目之初就跳出“套路”，在设计理念和管理方法上都使用了新方法——

　　他们大胆地将原有导航卫星正方体的外形改成了长方体结构，以避免多个分系统组装可能带来的隐患。同时尽量将管理“扁平化”，还把原来动辄数千条的工程管理制度改写简版，以便使用。

　　今年，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3所传出的正在研发国产化手机微声滤波器的消息成为军工科技领域一个不小的新闻，该院一支平均年龄仅为30岁的声学器件研究团队 ，要凭借这个微声滤波器，“让中国手机有中国‘芯’”。

　　微声滤波器是手机中应用最广泛的滤波器，手机接收与发射信号、数据流量上传与下载等功能，都需要通过手机内的滤波器等芯片对特定频率信号进行滤波来实现。目前全球微声滤波器市场主要被美国和日本的4家公司瓜分，国内厂商在高端微声滤波器市场份额几乎为零。

　　这个团队的年轻人就是要改变这种情况。他们告诉记者，他们计划在3～5年内，实现绝大部分滤波器的国产化替代目标。

　　年轻的呼唤：打破论资排辈，勇于接受挑战

　　青年有锐气、有头脑，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东风”就是一个可以让他们施展才华平台，挥洒汗水的空间。

　　一位接近航天领域的人士对“年轻人到处扛大旗”的现象深有感触，他认为，从外部因素来看，近些年青年科技工作者得到重用的局面，可以归因到环境、平台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改善上。

　　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身处于更加稳定的政治环境，加之国家战略层面对科技越来越重视，许多重要科研项目相继上马，科研人员有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

　　以国防科工领域为例，当时国家对相关科研成果确实非常渴望。而彼时，历史还给中国的科技开了这样一个玩笑：“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恰逢改革开放初期，“下海经商”潮流涌来，军工领域人才流失严重，人才“青黄不接”的难题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科技战线急需“自我革命”，大胆创新机制，吸引并重用青年人才。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们就是从那时开始，在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中“打破论资排辈，引进了竞争机制”。

　　1989年，二院一个举动，引发军工科技领域的不小反响——破格聘用了7名35岁以下的高级工程师和2名45岁以下的研究员，这被业内人士称为“小高工”和“小研究员”。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青年技术骨干特殊津贴的建立，也大大调动青年人才的积极性，“八五”期间，该院35岁以下青年有151名享受院级50元特贴——这在当时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二院相关负责人透露，该院真正将为年轻人提供发展空间和机会落到了实处——截至目前，该院80后型号两总达到24人，型号中35岁以下人员占比达到68.8%，型号队伍年轻化成效明显。

　　这种为“在状态、有激情”的年轻人“搭台子”的做法，吸引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才涌向这里。截至目前，航天科工二院专业技术人员中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达到45.5%，技能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51.5%。

　　在诸如这样的平台之上，青年科研人员大胆创新、勇于接受挑战的特质渐渐凸显出来。

　　与此同时，科技界人士对于我国科技发展整体情况也很清醒。

　　中国航天科工三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密集发力、加速跨越，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但仍有很多核心关键技术没有攻克，经常被“卡脖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树立‘科技自信’，更加勇于探索、勇于突破”。

　　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时代再一次呼唤敢闯敢干的年轻人。

　　有人曾说，一个国家科技竞争的胜负和民族发展的未来，取决于青年科技工作者群体能否发挥其创新性与创造力。

　　而年轻科技工作者与大国命运的关系，也正如何巍所理解的那样：“我们在改革大潮中历练、成长，同时也将推动着大潮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