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珣(唐玄宗时期宰相杨国忠之父)碑。记者看到图片上的杨珣碑高大厚重,虽然孤零零地矗立在田野里但保存完好。 刘拓摄

　　见到刘拓是在北京大学校门外的一间咖啡屋里,他看上去微胖、爱笑,非常随和。虽然感冒了,但依然和记者聊到了夜里11点多。

　　28岁的刘拓是个名副其实的旅行达人,10年里他参观了约1200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150处世界遗产,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和中东地区。这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正在与时间赛跑,希望用镜头尽可能多地留住那些原汁原味的古迹身影。

　　走上访古路

　　刘拓出生于云南,跟随父母在陕西长大。18岁之前他常跟随喜欢旅游的父母出去旅行,尤其爱看植物。浙江百山祖、天目山、贵州梵净山等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像我们这样的人一般都有收集癖好,看植物、集邮、访古迹……”

　　热爱上古建筑是在2008年。这一年,18岁的刘拓被保送到北京大学,第一次脱离父母的怀抱一个人出去旅行。刘拓回忆说,因为不用参加高考,他有半年时间可以在外面玩,期间一共去了10余个省份。

　　刚开始,刘拓参观的是像晋祠、云冈石窟一样知名的旅游景点。要找寻这样价值高的文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无疑是很好的帮手。

　　从1961年至今,国家共公布了7批4296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他参观湖北武当山,上山前购买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有当地所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位置和批次,于是他按图索骥前往。“当时没有一个游客,但古建非常好看,一点都不比卖门票的古迹差。”同年4月,他又跟随两名古建筑系的校友到天津独乐寺考察,刘拓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中国早期木结构古建筑,“真的被震撼了!”

　　从向父母要钱,到现在自己挣钱,刘拓把收入和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访古上。2016年9月7日,他在新浪微博上发表了博文《纪念去过的国保单位突破1000!》,当时他到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有1029处。而截至2018年8月,他已经去过150处世界遗产,主要集中在中国和中东地区,其中12个因为战乱风险被评为濒危世界遗产。

　　刘拓心里清楚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他喜欢往外跑并且擅长与人沟通。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能厚着脸皮挨家挨户拍照”。虽然后来多次去中东国家,但实际上他只会说英语这一门外语,很多时候靠的是比划动作。由于做过地质和考古调查的原因,刘拓会像收集资料一样,从各个角度大量拍照。同时,他也希望自己拍到的图片能有用处,于是有人做研究向他要资料,他就直接给了。

　　“记录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刘拓说,有的古迹在网络上没有相关信息,有的古迹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改变,而他至少给文物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走访了约600个县,拍了近350个县的街区

　　刘拓一边熟练地打开一个个文件夹,一边告诉记者,随着他调查深入,范围扩大到各个级别的文物,当看到因偷盗、塌毁、修坏、拆除、开放面积缩小等原因,部分古迹发生变化后,一种紧迫感油然而生。

　　2011年,刘拓到辽宁朝阳市云接寺访古,看到娘娘殿内有精美的清代壁画,人物神情栩栩如生、绘画线条简洁流畅,但由于年久失修,壁画部分已经脱落。时隔两年,他故地重游时惊讶地发现小庙已经整体翻修,内部的壁画也被新画完全覆盖,大红大绿惨不忍睹。

　　“刚开始我还以为找错了地方。像这样的修缮属于毁灭性的,一点挽回的余地也没有。”刘拓遗憾地说,他把这件事曝光到网上后引起广泛关注,后来景区还被罚了很多钱,但是被破坏的东西却再也回不来了。

　　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给刘拓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安城隍庙。刘拓介绍说,2010年2月他第一次来到城隍庙,被它宏大的规模、精美的戏楼、高大的牌坊、宽阔的大殿所折服,虽然很破旧,但不难想象它昔日的繁华。然而,他看完10天后,城隍庙就启动了大修,2012年年初,修缮完工的大殿和原貌差别较大。刘拓说,除了鸱吻、翼角有变化外,大殿被整体抬高,殿前台阶也由原来的2层变成了9层。

　　虽然有些文保措施是积极的,但开放空间的缩小也让他感到遗憾。2011年,刘拓到陕西法门寺访古,在路上偶遇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珣(唐玄宗时期宰相杨国忠之父)碑。记者看到图片上的杨珣碑高大厚重,虽然孤零零地矗立在田野里但保存完好,碑文历经千年依旧清晰。“第一眼看到时就觉得很震撼。”回忆往事,刘拓感到非常幸运,他说当时网上查不到杨珣碑的照片,2013年年初等他再去拍的时候,当地正在修建碑亭,后来外面又修建了院墙,现在已经很难再拍到它的原貌。

　　“像应县木塔、香山碧云寺清代塔等都已不让人攀登了,所以现在但凡能上楼,我就倾向于先上一下,或者能下墓葬我就先下去一趟。”刘拓说。

　　正因为此,遇到紧迫情况,刘拓不得不抢时间。2012年,他在网上看到长江上游要修一个水电站,而淹没区的古建筑看上去挺不错,于是他急匆匆地赶了过去。刘拓打开一个县城老街道的照片感慨地说,当地一处省保单位有两个非常好的重檐歇山顶大殿,都是明代建筑,里面还有悬塑,可惜也被拆除。他庆幸自己去得早,因为很多文物在他拍过后就消失了。

　　近年来,刘拓共走访了约600个县,拍了近350个县的街区。回来后,他会按照省、市、县、街区将资料整理归类。“遇上好的街区,我就一家一家去拍,所以积累的这份资料信息量还是很大的。”刘拓说。

　　“现在去中东,你还有记录它原始状态的机会”

　　这样的紧迫感也让刘拓瞄准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又可能发生很多变化的中东地区。“现在去中东,你还有记录它原始状态的机会。”他说。

　　2014年上半年刘拓开启了中东地区之旅,他以中东为核心,但又不局限于中东国家。他先去了埃及、黎巴嫩、约旦、土耳其、希腊5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下半年又去了中国以西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库曼斯坦。参观了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古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后,2015年,趁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重新开放,刘拓又有了探访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兴致。于是他就到了伊拉克,之后又去了沙特、阿曼、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刘拓拍摄了很多珍贵的影像,例如阿富汗位置偏僻但十分精美的贾穆宣礼塔、叙利亚保存完整的大马士革城、也门希巴姆用生土夯筑的民居、利比亚街巷开在房子里的古达米斯老城、伊拉克著名古城遗址巴比伦和泰西封等。

　　“拿阿富汗世界文化遗产贾穆宣礼塔来说吧,第一眼看到它时那种视觉冲击毕生难忘。”刘拓介绍说,这座塔高68米,是世界第二高的宣礼塔,不像一般的伊斯兰建筑,它建在险峻的峡谷中,位置非常偏僻但砖雕图案精美至极,风景非常独特。

　　为了看到贾穆宣礼塔,刘拓历尽艰辛,但也收获了感动。他告诉记者,越是战乱国家,游客越少,民众越热情。刘拓乘坐只有30人的小飞机到达恰赫恰兰后,刚下飞机就被带到了警察局。幸亏他们的长官会说英语,了解了他出行的目的后,那位长官叫来十几个士兵,开了两辆皮卡车,车上还架了两挺机枪陪同他前往贾穆宣礼塔。100公里的路程开了五六个小时,一路上颠得他几乎失去了知觉,飞扬的沙土让他的头发都变了颜色。回程时天已擦黑,食宿均免费。第二天一大早,士兵开着警车直接把他从宾馆接到飞机场,刘拓挨个跟他们拥抱告别,自己在飞机上则哭得跟泪人似的。

　　一个人在中东访古,害怕孤独在所难免。刘拓回忆说,在黎巴嫩的一个晚上,他独自走在荒芜的大街上,只有街边的小卖铺亮着灯,三三两两的黑影从小卖部前闪过,街的深处传来噼噼啪啪的枪声,他只能硬着头皮在街上找旅馆。“当时汗毛都立起来了,真是第一次感到这么恐怖啊。”刘拓说,特别害怕的时候就是街上一个人也没有,还不知道哪里枪响。

　　然而,最常见也最让他感到委屈、绝望的就是路边的检查,大多数时候他解释了自己的来意后是可以通过的,但也会遇上麻烦。2015年,他在伊拉克被政府军误抓关进了监狱,从此刘拓这个普通的大男孩被公众所熟知。

　　那是在街头检查点,他们清点了刘拓的东西后,叫两个军人把他关进了一个很破旧的监狱。监狱条件很差,每个牢房只有20平方米,却关了40多人,由于空间有限,晚上只能轮流躺下睡觉。伊拉克在7月的时候每天气温高达50多摄氏度,但每个监狱只有一个很小的空调,他待在监狱的2周内就热死了2个人。

　　但里面的人对他很友善,叫他一起吃饭,把凉快的位置让给他躺着睡觉。每当自己心情低落时,监狱里最好的朋友奥马尔就会给他讲听不懂的笑话、做鬼脸。而刘拓也教他们唱昆曲、写汉字。最后,他从监狱里被释放时,挨个跟狱友们击掌、握手,哭到不能自已。“伊拉克就是这样的国家,既会遇到最险恶的怀疑,也会遇到最无私的帮助。”

　　盼望古迹消失的脚步慢下来

　　游历了不少中外文明古迹后,刘拓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颇有感触。其中最明显的是,各国对文物管理方式有较大差异,有的国家管理较粗放,而有的国家则非常严格。例如在埃及,有的文物非常珍贵,但却没有设围栏,游客可以零距离接触,然而在韩国则只能远远地观看,在日本能让拍照的博物馆都没有几家,刘拓说,这除了与文物保护有关外,还可能与版权等有关。

　　与国外相比,刘拓认为我们应该停止对古建拆迁的步伐,保持文化传承有序。2013年刘拓第一次出国是去日本看古建筑,那里文化传承的连续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保存最好的寺庙,也只有建筑、塑像和壁画是完整的,但日本古建筑里的藏书、陈设、供品,甚至挂在帐幔上的小物件都是几百年上千年的。”在中东国家中,除富有的沙特阿拉伯拆得比较凶外,其他国家城建普遍速度慢,更多的是自然更新,虽然这样也面临新旧杂居,看起来乱七八糟的威胁,但至少机理还在。

　　“考虑到文化的多样性,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用拆,现存的量已经很少了。”刘拓说,不能说只留下最好的民居、庙宇等就够了,而不知道从底层到高层是如何梯度变化的,也不知道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性。

　　此外,刘拓发现,民间信仰有所断层,导致大量庙宇类的古建筑失修、倒塌,有的门被锁住甚至连村民也进不去。他建议,可以改变古建筑用途,恢复其公共场所的功能,将其重新利用起来。对于级别较低的文物,地方政府可以出台一些激励政策,调动民间力量的积极性,以解决失修问题。

　　“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本来是一条老街,非要拆了恢复明清盛世,改成仿古建筑。”刘拓说,现在很多人依然不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还得自上而下扭转观念,做出几个“古为今用”的样板来。（本报记者王学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