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

　　再来看陈寅恪。早在1919年，近“而立之年”的陈寅恪时在哈佛大学，就曾对友人吴宓阐述自己的“五等爱情论”。这番高论，如此表述：

　　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这位后来的史学大师、国学导师，就此爱情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他认为：最伟大、最纯洁的爱情应当是完全出于理想，这样的爱情现实中是没有的，只有在文艺作品中才能发现。《牡丹亭》就正是这样一本千古绝唱的剧本。第二个层次的爱情是若真心爱上某人，即便不能结合，也为其忠贞不渝，矢志不变。等到了第四个层次，才是人们平常最多见也最为推崇的，普通民众通常都可接受的爱情与婚姻模式，即终身为夫妇而终身无外遇者。这样的婚姻生活以平淡为基调，以稳定为最高准则，当然其理想化的程度也不比前三个层次，纯粹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戏剧性与故事性缩减至最低值。最后，还有一个层次，不过这其实已经不是爱情，只是贪图欲望的满足而已，已不足论也不必论。

　　基于此，陈寅恪对如何选择配偶与缔结婚姻有着自己的立场，他明确表示说：“学德不如人，此实吾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说：“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由此可见，在陈寅恪的择偶观中，重心是在学术上的登峰造极，而绝非为了一己之情爱追逐无休。他的择偶观是落在戏剧、小说与文艺作品之外的现实抉择，作为一生以追求卓越学术成就的大学问家，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追寻爱情的理想国。

　　1926年，35岁的陈寅恪结束了国外求学生涯，归国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由于长期以来潜心学业、心无旁骛，加之陈寅恪认为自己体弱多病，恐累及他人，故一直未婚。这时，其母亲俞氏已逝世，父亲陈三立一再催促其速速成婚，但陈寅恪始终未承允。

　　在亲友及学院同仁的多番催促与大力撮合之下，到了1928年，历经三年“催婚”的国学导师，方才与唐筼在上海结婚。这一年陈寅恪38岁，唐筼30岁。从此，他们携手白头，至死不渝。其间历尽劫波、同舟共进，足可称学界典范。那么，使后世读者颇感兴味的，无非是这样的结合，如果按照陈氏的择偶观来看，又属于第几个层次呢？

　　陈寅恪的身份是现实中的学者，而非戏剧、小说中的侠客与痴情公子，他自己的婚姻也只能定格于求一个安稳的世俗婚姻而已。与同是“海归”精英的胡适相比，陈并无包办婚姻之催迫，并没有一归国即完婚的约束，原本是有自由恋爱的空间与时间的。奈何亲友“催婚”之下，归国三年即成婚；与唐筼的结合也是经同仁介绍，认识之后不久即完婚，并无什么恋恋风尘的浪漫历程。曾经做过许广平老师的唐筼，就此成为陈的贤内助，甘于为夫君的学术生涯做默默的一生奉献了。

　　当然，世事难料，1949年国民党政府溃败前夕，为当局相当重视的“抢运学者”之一的陈寅恪，原本可以搭乘胡适的专机飞离中国大陆，却中途撤走。或许，难以割舍的乡愁，互敬互爱的妻子，在岭南一隅稳定安乐的家庭等等，基于这些因素的综合考虑，才让陈寅恪最终选择留了下来。

　　20年后，在“文革”的冲击之下，陈寅恪、唐筼夫妇于1969年10月、11月相继离世，一段学术传奇与一对学术伉俪的佳话，也就此终结。如果以这样令人扼腕的“结局”，再来评判陈氏夫妇的婚姻与爱情，按照陈氏自己的划定法则，倒是可以定位于第三个层次的矢志不渝，当之无愧的“盖棺定论”了。

　　顾颉刚 “妇能文，善治事”，才是理想伴侣

　　与陈寅恪相比，“古史辨”学派中心人物顾颉刚的择偶观似乎要简单得多。陈寅恪还能用到《牡丹亭》《红楼梦》来做例证的择偶观，并不适合顾氏“奥卡姆剃刀”式的爽利风格，那“快刀斩乱麻”的学术旨趣恐怕也着实影响着他的人生策略。他简明扼要，明确指认出了心中那独一种的“佳偶”风范。在其读书笔记中，曾有一篇提及其深为服膺的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的家庭生活，并藉此简单明了的归纳出了他自己所推崇的择偶观。《顾颉刚读书笔记·辛丑夏日杂抄》这样写道：

　　瑞安孙诒让，妇能文，善治事，侍居楼上。七年未出门，惟夫妇能登楼。楼上置长桌，书卷纵横，写何条注，翻何书籍，即移坐某桌，日移座位。入睡前，夫人为理书稿，七年后成《周礼正义》。

　　如此看来，顾氏心中的“佳偶”条件乃是，“能文”与“善治事”，像把孙诒让照顾得井井有条的孙夫人那样的人选。事实上，顾氏自己的夫人，就是这一标准的模范。1944年4月4日，顾颉刚与张静秋订婚，同年7月1日在重庆北碚结婚。这是顾颉刚的第三次婚姻。前两次婚姻，均因夫人病逝而告终；而这一次，他们相守终老，安度一生了。

　　顾夫人张静秋，婚前曾任职于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她笃信教育救国，倾力工作，与顾氏结婚时已年届35岁。王煦华《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一书中曾披露了张静秋晚年服侍顾氏的一些细节，书中写道：

　　张夫人也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但她完全忘记了自己，对顾老的关怀，无微不至，凡服药饮食，必亲自服侍，按时作息，定时定量。吃饺子夫人都要亲自数过，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多了怕不消化，少了怕营养不足。小菜都是亲自挟在一个小碟子里，放在近处，以供选食。未吃晚饭，苹果已切成小块，摆在那里。各种营养补药如维生素之类，改放进药杯，倒好温开水，准备饭后吃药。一切准备有条不紊。

　　此外，在一封张静秋因友人亲属逝世，未能亲赴吊唁的致谦信中，张夫人写道：

　　颉刚自入冬以来，又发气管炎。一个月前曾因呕血入院治疗，现稍好转，回家疗养。恐再犯病，不敢出门。我每日侍候病人，故不能去探望您，请见谅。

　　信的落款日期为，1977年2月2日；此时离顾氏1980年12月病逝只有三年多时间了。短短的一封信件，只言片语中也可想而知，张静秋为顾氏的生活有多么尽心尽责。由此看来，顾氏的第三次婚姻，终于如愿以偿：像孙诒让夫人那样的“佳偶”，与其相伴一生，为其学术成就扶持终老。

　　纵观胡适、陈寅恪、顾颉刚三位著名的近代新派学者，他们的婚姻生活与家庭状况无疑都是相当圆满的。虽然未必能达到陈氏所定义的第一个或第二个层面的感天动地式的千古绝唱，但生活本身毕竟是静好胜过传奇、安稳胜过痴情的罢。与之相类的学术伉俪中，还有钱穆夫妇、林语堂夫妇、梁实秋夫妇等等，无一不是这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生活。那乱世求安、盛世求稳的家庭生活，给予这些学术巨擘、思想大师们稳定的生活支撑，他们的学术成就也因之得以延续与拓展，至今仍能予以后人巨大影响。

　　文并供图/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