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大兴国际机场投入使用后，一定要带全家到这坐趟飞机感受感受。”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工地上，正在现场监督安全生产的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员工张敬宜告诉记者。越临近工期最后节点，她的工作任务越重。但她内心更多的是骄傲激动，还有一点面对工程即将结束的不舍，“有幸参加这一世界级工程的建设，再累都值了！”

　　戴上安全帽，穿上工装，对张敬宜来说，是一件特别自然的事。从爷爷奶奶到父母姑姨都是建设者，张敬宜成长在一个建筑之家，“从小的玩具就是图纸、卡尺，大学一毕业，就毫不犹豫地扎进了工地。”

　　脱下军装，集体转业，上世纪50年代，张敬宜的爷爷张廷铨来到中建二局，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唐山震后援建……哪里有建设需要，张廷铨就随着大部队到哪里。“冬天的长春，零下40多摄氏度，刚打的一盆开水很快就能结冰，但没有一个喊苦喊累的。”张廷铨说。

　　那个年代的建筑工地，靠的是肩挑手提。混凝土都需要人工搅拌，用布包住手，抓着铁锹搅拌，不到半天，手就会被冻伤；吊车来不及运送，砖块就靠人力搬运，每一次搬运，都相当于背负着一个成年男子的重量走宽板平衡木；1米多厚的冻土，用铁锹也挖不动，建筑队在冻土中插入钢筋，通上电，加热震动融化再挖；给混凝土保温的是蒸汽机车火车头，一不小心面部就会被喷出的蒸汽烫伤……张廷铨用笔记录下的这些寒冷又火热的故事，成了子孙后代最好的启蒙读物。

　　走进深圳，接轨国际，“当时中建二局是第一个到深圳建设的外地建筑国企。”上世纪八十年代，张敬宜的父亲张少侃刚参加工作就在改革开放最前沿。凭借一双巧手，张少侃成了一名木工，参与到大亚湾核电站和深圳地王大厦这两个中国建设史上的标志性工程中。

　　夏季的深圳，高温潮湿，工地像个大蒸笼，更别说在狭窄模板内部作业的工人。“在周围全是脱模油和缓凝剂的模板内绑扎钢筋，钢筋密，夹具多，汗水和油泥混一块儿，一个个出来后都像花脸鬼。”张少侃说，整个工序完成后，模板内连一根草棍、一星泥点都没有。作为中国首个大型商用核电站，大亚湾工程各项要求均属国内顶尖。一向要求严苛的外方代表，对中国建设者的态度也从最初的质疑到后来的赞叹。

　　更令建设者们自豪的，是上世纪90年代地王大厦以“两天半一层”的纪录，垒出了“深圳速度”。“建设者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了‘中国建造，了不起’的赞誉。”张少侃说。

　　2009年，建设接力棒交到了张敬宜手里。先后参与了天津港国际邮轮码头等重要工程建设，张敬宜又有幸参与到首都重大标志性工程新机场的建设中。这一回，与父辈在地上建出“中国速度”不同，张敬宜和同行们瞄准地下建出“中国质量”。

　　“我们负责大兴国际机场地下综合管廊施工。”张敬宜介绍，别看这些管廊深埋地下，不容易被发现，却担负着为机场航站楼输送水、电、燃气的重任，可以说是新机场的“养分大动脉”。

　　地下综合管廊施工，困难挑战比起父辈那个时候，一点也不少。地下管网错综复杂，管线掩埋深浅不一，极易发生管线碰撞，施工协调量巨大。

　　“建筑工艺跟父辈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工地上不仅有工程指挥部，还建起了张敬宜所在的青年创新工作室。工人还没走进工地，科技力量就已入场。电脑建模预判建设风险，虚拟现实技术体验高空坠落、安全帽脱落警示风险；自主研发出重量轻、周转性强的铝模台车，让城市综合管廊结构施工移动模架更高效；智能安全帽、无人机打造出绿色智能化工地……

　　新工程拔地而起，新技术突飞猛进，张廷铨养成了在报纸上剪下重大工程报道收集起来的习惯。张敬宜说，年轻人搞的新技术，爷爷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这场接力跑每一代都能跑出更好的成绩。”（本报记者 赵展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