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一戈。

苟一戈在野外拍摄。

　　国内外关于大熊猫的纪录片很多，但聚焦大熊猫野化放归题材的却很少，而青年导演苟一戈用镜头记录了人工圈养环境下的大熊猫野化放归、重返森林“回家”之路。

　　学习摄影透过镜头记录世界

　　苟一戈是成都人，虽然从小生活在都市，但每逢假期，他和家人都会去川西游玩。横断山，这片神奇多元的山脉，自幼便印刻进他的心里。

　　在北京读大学期间，苟一戈学的是摄影专业。毕业后，他从事纪录片摄影工作。那时，他觉得拍摄纪录片是很酷很自由的行业。不过，很快他就感觉到纪录片行业中摄影这个工种的局限。

　　“在故事片创作中，摄影是个很重要的工种，导演会把很多权利交给摄影师。但对纪录片来说，项目目的、运作方式、主导者的层次都有很大不同。在大多数纪录片项目里，摄影这份工作的决定性并不大。甚至以前在电视这个行业里，摄影师不叫做‘摄影’而叫‘摄像’。虽然你在拍摄中倾注了很多想法和创造力，但最终剪辑出来，和你看到的、记录的根本不是一回事。片子是导演的，片子里的世界也是导演的，只有导演，才拥有一部纪录片的主导权。”于是，苟一戈转行做了导演。

　　转行导演找到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作为成都人，苟一戈骨子里藏有一份悠闲：“我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完成一些叙述和表达，创造些东西出来，如果能够达到淋漓尽致的状态就很不错了。”苟一戈强调，这种叙述与表达不是停留在自己的小小世界的，而应该是对他人、对其他生命、对世界的关心。“纪录片是与他人的互动，与世间万物的互动，创造出来的东西应该是对他人有益、对世界有益的。”

　　“我绝不是艺术家，只是影视从业者罢了。在我看来，这个职业退回100年前和木匠是一样的，你把椅子做好，别人坐着舒服，你看着舒服，这就是很大的快乐。当然，这就要求你要练好手艺。作为纪录片导演，大家所说的‘讲故事’就是看家手艺。‘讲故事’，我理解就是传达信息，在哪一个点用什么样的方式传达一个怎样的信息，让观众一以贯之的看下去，看完30分钟，挺不容易，这需要很高的技巧。你得去琢磨，要自成一派，也要与时俱进。”

　　苟一戈拍纪录片不会局限在某个题材上。“对于一个木匠，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扇窗户、一扇门，他都可以做。对纪录片导演来说，对人、对事、对一草一木，都是你要去观察、去容纳、去思辨的。所以，现实类、文化类、历史类、自然类、科技类，这些纪录片我都在做。我很喜欢在不同的选题中去找寻自己的视点，因为视点的背后是世界观，我在寻找和更新自己的世界观。”

　　深耕四川在卧龙拍摄大熊猫

　　近些年，苟一戈将纪录片选题放在四川，特别是川西横断山一带。“走出去，才意识到家乡这片大山是块巨大宝藏，它也是我童年就埋下的创作根基。”

　　但最初的拍摄是艰难的。苟一戈第一次在卧龙大熊猫野化区拍摄大熊猫时，刚手忙脚乱架好三脚架，上好机器，总共不到十秒钟，熊猫已经从视野中消失了。后来，他总结出，要在野外拍到熊猫，最有效的办法是跟随监测队员，利用无线电定位和卫星导航系统来跟踪熊猫。“或许是风向，或许是熊猫的宽容，让我们成为幸运儿。我们不仅拍到了熊猫，还与它们共度四季的更迭。”苟一戈说。

　　拍纪录片是个创造性工作，对于创作者来说，创作根基非常重要。“生长的土壤、童年埋下的种子，决定着我的兴趣爱好、世界观和价值观。美国电影一看就知道是美国的，日本电影一看也知道是日本的，韩国的也是。那么中国的电影是什么样的？中国的纪录片又应该是什么样的？这背后有文化基因在里面，今天我们做的片子应该有这种文化自觉。如果说一个作品是属于时代的，那么创作者应该思考这个时代。如果说一个作品是属于这片土地的，那么创作者应该去认知这片土地。”

　　苟一戈说，他的目标是做一个淋漓尽致的片子。“因为一个片子出来后会有很多遗憾。造成这种遗憾的原因太多：因为阅历不够，对事物的认知有限；拍摄中有很多技术上的疏忽、失误，总之满是瑕疵，拿不出手。”

　　“每做一个片子，都像是翻一座山，前期去啃书、去调研、去发展自己的同理心，去更新自己的世界观。直到你爬到一定高度，你看这个事情的角度就和在山脚下不一样了，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这是做片子最吸引我的地方。不过，等到这个选题做完之后，摆在你面前的又是另一座等你去攀爬的山，可能更高、更难，不过真是乐在其中。”（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