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

　　走出国门 见识世界

　　■ 黎晓新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院长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医疗设备比较落后，我们有时会感觉手术无望。这时就需要克服焦虑，找到解决办法。1982年，我考取研究生并被教育部选中派往德国留学。

　　在德国ESSEN大学眼科医院，我获得了崭新的知识，见识了全新的世界。医院的学习和工作压力繁重，病人很多，仅为病人做检查的语言就需要学习德英意西4种语言。医院诊治眼底病在整个欧洲都很有知名度，但那时眼底病在国内没有相应的手术设备，无法治愈。这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于是，眼底病成为我主要研究和关注的领域，将来学成回国就能给病人带来新的希望。

　　回国后，我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工作，当时科室一共只有6张病床、6名大夫、1名技术员兼验光师和1名门诊护士。经过30多年的发展后，人民医院眼科已跻身国内第一方阵，成为一流教学医院的国家重点学科。

　　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武官曹荣飞在美机轰炸中眼睛严重受伤，为他实施手术的任务落在了我的身上。经过手术，曹荣飞的视力从0.3恢复到了0.8。不少人问我当时的心情紧不紧张，我说那时内心其实很平静，“会者不难”，我有信心治好他。

　　如今，中国在眼科临床治疗领域基本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尤其是手术，国外能做的我们也能做。近年来，随着药物审批速度加快，药物治疗领域也取得了进步。我希望进步的速度能更快些，这样我们就能守护好那一双双明亮的眼睛。（本报记者 孙亚慧整理）

　　上世纪90年代

　　义无反顾回国效力

　　■ 匡光力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

　　1990年，我从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博士毕业后，被派到德国尤里希核技术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当时，中德之间关系愈发融洽，参与德国方面的研究能够扩大视野，也能加强两个单位间的联系与合作。

　　那个年代到国外的感受与现在的留学生完全不同，现在国内的条件多好啊。那时国内的研究条件、仪器设备都比较落后，跟德国的科研环境差距很明显。“如饥似渴地学习”，是我最强烈的想法，要拿出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进行科研工作。

　　在德国待到第3年，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拥有了一台俄罗斯的核聚变实验装置，国内少有人会使用，所内领导希望我们能回国，将这一装置真正用起来，还要用好。

　　要说思想上没经历过斗争，那是假话。那时，我在德国的月工资相当于国内两年的收入，妻子和孩子也都适应了德国的生活。但思前想后，还是得回来。我在农村长大，是靠助学金完成了大学和研究生学业，感恩国家培养的心情实实在在。那时正是所里谋求发展的关键时期，若核聚变实验装置成功运行，中国的国际地位会大幅提高。对我们来说，回国出力责无旁贷。

　　我负责的低混杂波电流驱动系统是其中的关键之一。那时，要是在家中听到电话铃声，我的心就会提到嗓子眼，因为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装置都会停止，几百人的工作就会停滞不前。后来，经过我们所有人的努力，终于圆满完成了装置运行工作。

　　“十一五”期间，强磁场项目在国家层面立项，我所带的团队争取到了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落户安徽合肥的机会。2017年9月，装置项目进行国家竣工验收时，专家组给出了这样的评价——磁体技术和装置综合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这些年，中科院强磁场科学中心吸引了很多海归来这里实现自己的抱负，我们期待有更多留学生加入建设祖国的队伍中。这是自己的家，作为主人翁，每天都充满干劲。（业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