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办法保证研制工作顺利进行
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步履维艰。
“严格来说,那时我国根本不具备研制核潜艇的基本条件,除了工业生产能力薄弱,更大的困难是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黄旭华告诉记者,最开始参与的29人对核潜艇一无所知。
大家曾天真地构想过,所谓核潜艇就是常规动力潜艇中间剖开加上一个反应堆。谁知道它完全是“另一个天地”。苏联留下的常规动力潜艇设计、建造资料满足不了要求,国外又对我国严密封锁,一切都要依靠自己从零开始。
边学习、边研究、边验证,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黄旭华和同事们就提出了5个核潜艇总体设想方案。
就在怀揣梦想日夜苦干时,残酷的现实给了他们重重的一击——1962年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
作为仅存的“科研火种”,黄旭华等十余人继续维系着艰难的研制工作,等待转机和希望。
最初没有任何研究手段,连办公场地都是借用人家的,黄旭华等人不等不靠,提出“骑驴找马”的工作思路——虽然驴没有马跑得快,但没有马,那就先骑驴上路,边走边找马。
办法之一就是走出去“种菜”。
他们先后派出200多名科技人员,到陆上模式堆工地“种菜”长达两年,按照艇的总体设计要求,在工地上和施工方、用户方共同完善设计、处理施工问题,参与了从零功率到全功率的运行试验全过程,一方面完善了陆上模式堆的建造和试验,另一方面完善了动力舱的设计,同时培养和锻炼了一支过硬的队伍。
黄旭华告诫参研人员重视核潜艇的稳性设计,保证“不翻、不沉、开得动”。我国后续核潜艇的稳性设计都比较好,均得益于黄旭华最初提出的稳性设计理念。
但在当时条件下,要实现这种稳定设计并不容易,一是数据繁杂而计算工具有限;二是设计时很多配套设备尚未研制完成,生产出来的设备重量常常与设计值相差很大,潜艇总重难以控制,一个数据有变化就要重新计算。
在没有外援、没有资料、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他和团队组织三组人马同时计算核对数据,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
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曾伴随着黄旭华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我国第一代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自于这把算盘。
“斤斤计较”的土办法保证了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
带上“三面镜子”去伪存真
除了“种菜”,黄旭华和团队想到的另一个办法,是从情报入手,开展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
当时国外保密控制很严,在浩瀚无边的报刊杂志和论文资料中,要寻找有价值的核潜艇资料,犹如大海捞针,而且能找到的资料往往掐头去尾,真假难分,不信不行,全信可能上当。
黄旭华提出收集资料时要带上“三面镜子”:既要用“放大镜”,沙里淘金,追踪线索;又要用“显微镜”,去粗取精,看清实质;更要用“照妖镜”,鉴别真假,去伪存真。
采访中,黄旭华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报告说,为了确保导弹发射时的精度,美国准备在核潜艇上安装一个65吨重的大陀螺,利用这个高速运转的大陀螺来稳定航行姿态。
“这个大家伙我们生产不了,如果采取这种方案,意味着增加了一个研究课题,艇上还要增加一个舱室,加大了排水量,会影响航速。”黄旭华提出疑问,除了这个办法,有没有更好的技术途径?
但当时我国还没有大型的先进实验手段,黄旭华只能从简单的理论基础分析和简陋的实验入手,从获得的大量数据中得出结论:从操纵面下功夫,用“简单”的方法同样可以满足要求。
但也有人提出:人家科技水平比我们高,他们都用了,我们不用将来出了问题怎么办?
黄旭华却坚持要走自己的道路,理由是,工作是严格按照科学程序来做的,就应该相信自己的结论,不能盲从跟着别人做。
“后来得到的消息,美国最后也没有上这个大陀螺,差点闹笑话。”让黄旭华更高兴的是,按照自己的设计方案,之后在海上开展核潜艇导弹试验时,完全满足了精度要求。
事实证明,我国没有采用美国所谓的大陀螺方案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