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身穿防护服的卡口工作人员出示了核酸检测结果和健康码后，李超驾车通过了岱黄高速府河收费站。他狠踩一脚油门，把武汉甩在身后。

　　这是3月23日上午。前一天晚上8时许，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知，符合条件的人员可离开武汉在湖北省内通行。

　　通知发布4个多小时后，谭晓桂和7名因建设雷神山、火神山两座医院而滞留武汉的恩施老乡搭乘“点对点”大巴，首先通过了离汉关卡。

　　3月18日，武汉首次报告新增肺炎确诊病例为0的当天，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明确省内中、低风险地区人员可凭湖北健康码“绿码”、本人身份证和企业返岗通知返回武汉。

　　停跳两个月后，这座位于中国地图心脏位置的城市，开始有进出的血液涌动。

武汉中百仓储的工作人员把准备好的货品装上用来运送的公交车。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出城

　　李超太想回襄阳了，以至于从3月中旬起，他几乎每天都从位于光谷附近的家出发，驾车40分钟前往最近的高速路口。他通常把车停在距离卡口100米左右的地方，摇下车窗，拉低口罩，点上一支烟，望向那几条冷清得有些不真实的通道。

　　30岁出头的李超是一家劳务公司的包工头，常年在襄阳接项目。往常3月，正是他带着工人大干特干的时候。

　　能够不在家憋着，每天出门去高速路口看看，缘于李超带人参与了火神山、雷神山两所医院的建设。因为工程需要，总承包单位给李超出具了进出小区的工作证明，还帮他办理了疫情期间武汉市中心城区机动车通行证。

　　2月20日，雷神山医院全部病区启用，施工队的活算是正式做完。两天后，武汉推出健康码，李超第一时间注册，“打卡的事一天都没落下。”

　　去年下半年，汉十高铁通车后，他在襄阳东津新区接了个大项目。“现在那个项目已经陆续复工，都是临时在当地招人干活。”李超担心，再这样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大项目就不是自己的了。

　　湖北是劳务输出大省，出省务工人员常年保持在600万人左右。以武汉为例，2019年，武汉市人社局发布的《关于做好2019-2020年度武汉户籍外出务工农民意外伤害保险工作的通知》中提及，该市完成了7个参保区近130万名参保人员登记统计和审核工作。

　　直到3月23日，包含在这一数字中的绝大多数人还封闭在家中。

　　看到同处一个隔离点的谭晓桂连夜离开，刘旺生又羡慕又着急。按照最新发布的通知，要到4月8日，刘旺生和5个河南老乡才能回家。

　　大年三十那天，武汉兴建火神山医院的消息传来，架子工刘旺生跟着施工队从河南赶到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建设，定点医院改造，方舱医院、隔离点建设……在武汉的一个月里，刘旺生每天睁眼就是干活，一直干到晚上闭眼睡觉。

　　最后，所有工程都结束了，刘旺生自己住进了隔离点。本以为14天后就能返回河南等待外出务工的机会，但直到他隔离结束，武汉仍是新冠疫情高风险地区。

　　据不完全统计，像刘旺生这样被困在武汉的外省建筑工人有近百人。工程总承包单位承诺提供免费食宿直到封城结束，可这并不能让刘旺生安心。隔离那天起，这些务工人员就没了收入。谭晓桂的孩子生病住院，到离开前几天，他打到医院账上的工钱只剩两位数。刘旺生也要养家，他不知道等到离鄂通道开放时，外面还有没有岗位留给自己。

3月17日，陕西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员在回程的车上拍摄武汉的日出。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生死

　　同样不能复工，蔡娟和丈夫却不着急。这个3月，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一家5口，主要活动是熟悉他们的新家。

　　截至3月23日，武汉累计治愈新冠肺炎患者43214例，累计死亡2524例。前后数字间，隔着的是阴阳两界。

　　春节前，来自湖北黄梅的蔡娟一家搬进了武汉的新房，并准备在那里过年。

　　突如其来的高烧毁了他们的计划。1月23日，丈夫张建雄体温38℃；1月25日，小儿子兵兵烧到38.9℃。当天，蔡娟开车拉着一家人去了医院，CT结果显示，丈夫肺部感染最严重，两个儿子肺部均有异常，女儿婷婷无异样。“那天我根本顾不上给自己挂号拍片。”蔡娟事后回忆。

　　此时，在汉口区一间宾馆里，38岁的吴骞还在等待医院收治。

　　1月16日中午，武汉市救助管理站救助管理科四级主任科员吴骞接到任务，护送一名独自来武汉的失聪男孩返回广州。对吴骞来说，这是他的日常工作。仅花了十多分钟，他和同事就到了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1公里的汉口火车站。

　　正值春运，车站里人潮涌动，几乎没有人戴口罩，吴骞也不例外。

　　4个多小时后，吴骞在广州南站见到了早已等候的男孩父亲。由于当天前往武汉的车票售罄，吴骞联系了当地的救助管理站，买了晚上10点半的站票返程。在餐车里，吴骞把位置让给同事，自己坐在车厢连接处的地板上吃了碗泡面。

　　两天后，钟南山院士同样手持站票从广州前往武汉。那时，吴骞已经开始发烧。

　　1月20日，吴骞的CT结果显示肺部有毛玻璃状白影，医生告诉他是病毒性肺炎，但无法确定是什么病毒。当晚，钟南山院士首次对外公布新冠病毒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

　　拿到家人的CT检查结果那天，蔡娟第一次接到了她家所在社区的电话，“我很奇怪，一个陌生人为什么要问我那么多问题？”她还不知道，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这个陌生人和他所代表的组织将是她最大的依靠。

　　一场疫情，让许多武汉人第一次与社区有了紧密的联系。给蔡娟打电话的是东西湖区新沟镇街荷花社区书记夏光。1月27日，张建雄经社区安排住进医院；1月28日，兵兵确诊，夏光又设法让蔡娟陪着小儿子住进了儿童医院。

　　同日，在“疑似患者”名单中徘徊了一个星期后，吴骞终于住进了汉口医院，那时他已是重症患者。

　　吴骞的妻子张小璐数不清自己给所在社区打了多少电话，她想要通过社区上报病例让吴骞得到住院治疗的机会。吴骞自己先后去了从社区到三甲数家医院，得到的回复统统是“没有床位”。按照当时武汉市的政策，只有核酸检测呈阳性的患者，才能去社区登记等待入院。可那时候，试剂盒不够，大多都给了收治入院的病人。吴骞夫妻俩陷入了死循环，住不了院就无法确诊，无法确诊就不能住院。

　　吴骞在宾馆自我隔离后，直属领导刘勇一直与他保持微信联系。随着吴骞病情加重，刘勇能明显感觉到屏幕那边传来的悲观情绪。1月26日，吴骞对刘勇说，“现在只能熬着，熬到不行了才可能有医院收。”就在那一天，吴骞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刘勇说：“希望站里能救救我。”

　　当时的武汉，即便是医院的重症医学科主任也难以为认识的人腾出一个空床位。

　　兵兵住院后，蔡娟也开始发烧，可坏消息还在不断传来。1月29日，张建雄因缺氧陷入昏迷。在家里，食物只够强强和婷婷再维持一两天，而且强强不久前做了心脏手术，术后药物也快吃完了……

　　“所有财产都由我哥哥处置。”收到蔡娟这句像遗言一样的微信，夏光着急了。“家里的一切都等你回来处理。”他拨通蔡娟的电话，承诺派网格员把强强和婷婷接到密切接触者隔离点照顾，并尽力为张建雄争取转院的机会。

　　蔡娟没有信心，她以为，一家5口最多能剩下两个人。为了鼓励她，夏光一有空就给她打电话，有一天从早上7点到深夜，两人通话近20次。蔡娟觉得那时候自己的生命，都是靠手机撑着。

　　吴骞没能等来奇迹。似乎是有预感，2月10日一早，他把手头的积蓄转给张小璐，并要求跟全家人视频。当时已经23天没见过他的7岁大女儿对着屏幕就哭起来，边哭边问：“爸爸你怎么躺下了？”

　　吴骞已不能说话，几个小时后，他停止了心跳。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还留着去世26天前他和那位失聪男孩及其家人的合影。下面一条，是他刚发烧时写下的一句话，“做了好事要有运啊。”

　　2月10日，10岁的兵兵第一个痊愈。此时确诊为轻症的蔡娟还在住院，夏光就把兵兵接到东西湖区治愈者隔离点，嘱咐工作人员仔细照顾。头两晚兵兵害怕得睡不着，夏光专门给他配了部手机，“有事情就打给叔叔。”

　　2月22日，张建雄治愈回家，一度分隔在4处的一家人终于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