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申遗”第一人

    1980年的春天，“文革”的阴霾渐渐散去，中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从沉寂走向昂然。就在这个春天，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距离上次漂洋过海去异国求学，已经20多年过去了，新鲜的信息、新锐的思想扑面而来，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让侯仁之为之振奋与兴奋。兴奋之余，他没忘了这次出国还要完成学校交给他的一项重大任务——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烈请求，为该校带去两块中国城砖。

    城砖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罕物。上世纪60年代北京修地铁，把城墙基本上全都拆了，那些城砖有的被用去修防空洞，有的散落到民间，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

    一番精挑细选，北京大学选定了两块带字城砖，总重近50公斤。这么重，不便携带，在那时只能海运，而海运的时间较长，一般要一两个月。正好这时候侯仁之接到匹兹堡大学的邀请，北大就请他先将两块城砖的照片和文字拓片带去，并由他代表北大赠送给对方。

    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再平常不过的城砖，为什么会引起对方那么强烈的兴趣？

    到了匹兹堡大学，他被领进一间布置得很“中国”的教室，红木桌椅、高悬的孔子像，古色古香，一切元素都来自神秘的东方。原来，这所大学有18间以国家命名的教室，这间就是其中的“中国教室”。匹兹堡大学原打算将两块城砖镶嵌在这间教室的墙壁上，但知道这城砖上有字后，他们决定将城砖放在图书馆公开展览，并举行了隆重的赠送仪式。

    国人视同弃物的旧砖头，却被外人视为宝物，这令侯仁之感慨、感叹，“我们还有无数更为珍贵的东西，尚未得到如此的重视与爱惜”。

    两块城砖，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在美国考察期间，侯仁之结识了很多学者，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198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他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而此时，这个公约诞生已有12个年头了，但国内几乎还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很多外国朋友疑惑不解，中国历史那么悠久，又有着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址和著名的风景胜地，为什么不参加这个公约？“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不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斯坦伯格教授的话，犹如棒槌一样，重重地击打着侯仁之。

    学者的敏感，让第一次接触“申遗”的侯仁之久久不能释怀，“这是一件大事，我国不但应当引进有利于建设物质文明的各种技术、设备和资金，而且也应该积极参加有益于世界人民精神文明的国际文化科学活动”。

    回国后，侯仁之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具体介绍了有关“世界遗产公约”的情况，明确提出：“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

    提案写好后，侯仁之征得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位政协委员的同意且联合签名，在1985年4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获通过。

    当年12月12日，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1987年12月，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十一届全体会议上，中国的故宫博物院等6处文化和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9年10月29日，中国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成为世界上第89个加入该组织的成员国。到2005年7月，我国已拥有33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数量位居世界第三位。

    “当代中国人自应高扬中华文化的这种精神，将锦绣中华完好无缺地交到我们子孙后代的手中。”

    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侯仁之的一生都在研究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学说，他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也就是他多年生活的城市——北京。为了北京，为了那些“活”着的遗产，在侯仁之温和的内心中，常常迸发出勇士的豪情。

    “在卢沟河上，有一座美丽的石头桥，老实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把“最好”献给了卢沟桥。1937年7月7日，这座曾经“最好”的桥，目睹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军队的挑衅，也聆听了中国军人抵抗侵略的第一声枪响。那设计严谨、结构坚固的桥身，那精雕细刻、装饰着神态各异小狮子的桥栏，无不展现出古代匠人卓越的工程技术和杰出的石雕技艺。然而这座近800年历史的大桥，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却已疲惫不堪，因常年频繁使用，未曾很好维修，桥体破损严重。

    “文物古迹是城市文脉的载体，丢了它们，也就丢了城市的记忆”，侯仁之心急如焚，当即写出《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卢沟桥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发生在首都，影响却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

    文章发表在1985年8月15日的报纸上，这一天正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日。

    6天以后，媒体公布了北京市政府的决定：自8月24日开始，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

    古桥从此正式“退役”。

    此后，卢沟桥不仅多次整修，还在2002年9月公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与宛平城同时被列为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2005年，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了7个项目作为申报世界遗产的后备名单，卢沟桥及宛平城也名列其中。

    上世纪刚进入90年代，房地产开发商涌动于北京城，推土机在老城内开动了，整片整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涂上大大的“拆”字。

    侯仁之家里的信也突然多了起来。这些信多是素不相识的老百姓写给他的，大部分是向他“投诉”某地的古迹要被拆了，希望侯先生能出面阻止。也不知大家是怎么知道侯家地址的，他每天都会收到好几封这样的信，家里几乎成了“信访办”。

    这时的侯仁之很忙，出国讲学、写书，还要外出考察，但即使再忙，他也都一一给予落实。能帮着协调的，就亲自联系；自己办不了的，就委托在相关部门工作的学生们做些工作，从没让一封信在他手上耽搁过。

    受身体和年龄的限制，到了90岁的时候，侯先生已经难以再漂洋过海出国交流讲学，也不能去外地考察了，甚至就连骑着自行车出去转转也已经成为奢望，但他依然关注着北京城，关注着那些珍贵的历史遗产。

    “新的世纪，现代化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深广之势席卷全球。自然生态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已成为日益紧迫和不容回避的大问题。我们中华文化素有天人合一的境界，尤其重视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和谐共存。当代中国人自应高扬中华文化的这种精神，将锦绣中华完好无缺地交到我们子孙后代的手中。”侯仁之充满深情地说。

    岁月不饶人，后来时刻受病痛折磨的侯仁之常常喟叹，这几年工作得太少。“我真的那么好吗？”当荣誉、敬重和成就一一赋予他时，他常常这样自问。

    他说，他只是个平凡的人，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

    今天，当我们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吊唁这位老人的时候，又想起了他在24岁时给同学的赠言：“这件工作就是我的事业，就是我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我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饥耐寒吃苦和受折磨的最终结果，却愈发使我觉得工作之可贵、可爱，可以寄托生命。”（ 王建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