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2日的上午，坐在眼科医院的暗室里，缠在丁凤芹头上的白色布条，被人一圈一圈地拆下来，纱布快掉下来的 那一瞬间，丁凤芹感到“有点害怕”，不敢立刻“睁开眼睛”，怕“还是看不见”。

　　连着好几天，她都梦见张子丽对着她微笑，虽然，她当时“并不知道张子丽大姐长什么样”。

　　最后，右眼的纱布揭开了。丁凤芹把眼睛微微睁开了一条细缝，又迅速闭上，接连眨巴了五六次，才半睁着抬起头。

　　“大字儿能不能看到？”刘平院长指着视力测试表。丁凤芹仰着脸，好一会儿才缓缓地说：“那就是个山，下边那是往上倒的山。”

　　女儿们欢呼起来，一起围在母亲周围，让老人家挨个分辨她们。

　　“这是我大闺女，后面那个是我二闺女，这是小闺女……”这种“一眼看到三个闺女”的情形，曾经是她“不敢想象”的。

　　同样一只角膜，同样的场景却是第二次出现了。在刘平眼里，这一切就像“影像”的回放。

　　9年前的2004年，同样是11月12日，黑龙江眼库的医生们，正带着这只眼角膜，从阿城市人民医院，风驰电掣地赶往哈医大一院眼科分院。

　　在闫阿红生命中最后的几个月里，这只眼角膜所能看到的，只有病房里雪白的墙壁，吊瓶里一滴一滴不断滴落的液体，手背上密密麻麻的针孔。

　　告别时，闫阿红的父母最后一次拥抱了装着女儿眼角膜的绿色的消毒瓶。闫妈妈勉强维持着平静的面容，闫爸爸已经泪流满面。

　　这是一段艰难的“旅程”。 眼角膜必须在6小时内摘取，并尽快进行移植。在回程中，装着眼角膜的消毒瓶，被刘平医生用双手紧紧捧在怀里。他们既要赶时间，也不敢让车子开得太颠簸，50公里的路，开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抵达了哈尔滨。

　　当天下午3点，在黑暗中摸索了40年的七旬老人张子丽，躺在眼科分院6楼西面走廊尽头的一个手术台上。巧合的是，9年后，丁凤芹躺的，也是同一间手术室、同样位置的手术台。

　　“哎呀，看见了！”拆线的那一天，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哈哈大笑着，用力地拍着巴掌，随即搂着医生和女儿，眼泪流了下来。

　　目睹拆线一幕的记者回忆，张大娘“就像一个小孩一样”，把自己的手伸到眼前，数着说“一二三四五，我都能看见了”。

　　“这是我姑娘，穿着红毛衣，”张子丽拍了拍女儿，紧接着，她开始辨认周围每个人衣服的颜色，一个一个指过去，“你穿米色的，你穿黄色的，你穿黑色的，你也是穿黑色的。”

　　病房的窗台上，一盆粉红色的蝴蝶兰正在盛开，张子丽用手轻轻抚摸着花瓣。她终于可以不再用“手”，而是用“眼睛”看花了。

　　回到家里，她经常一天到晚开着电视机，让各种各样的画面，走马灯一样从眼前闪过，“怎么也看不够”。

　　这只眼角膜让她的视力恢复到0.8，“和正常人没有区别”。

　　她带着这枚眼角膜，千里迢迢到北京，看长安街、故宫，还和天安门城楼合了影。她还专程去北京动物园，看了多年活在她想象中的大熊猫。

　　年龄太大的她，已经爬不动长城了。女儿在长城上拍下的照片，张子丽凑到左眼前，一张一张翻看着，还笑着说，“和电视里一个样”。

　　9年后，她带着这只“还没看够世界”的眼角膜去世。她的女儿说，母亲一直很遗憾没去眼科医院，看看那些大夫、护士，她还想回吉林省四平，看看她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