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李坚（85岁）　整理　温天语

　　解放那天，阿哥的归来，让我受到“自力更生”的诱惑

　　如果我1949年不在上海，或者那封信我没写，就全完啦！这封信救了我。我这一辈子啊，最大的转折就发生在1949年我在上海的时候。

　　说这个故事，要从我家的“少爷”归来开始。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共产党是夜里进城的，一点声音都没有，我睡得死死的都没醒。前一两天，国民党大撤退，带着大老婆小老婆，拎着细软，走得很狼狈。这些都给我印象很深。那时候，我们家住在茂名北路——那时叫慕尔鸣路——震兴里，从后门出来就是人行道，上海话里讲叫“上街沿”。我大清早一推门出来，看到上街沿上睡的全是解放军。那一排有两家人家，我们家是5号，第一家3号。上街沿很窄的呀，大概只够一个人躺。解放军全躺在地下，竖着躺，满地都是。有的兵正在吃早饭，没有筷子啊，就用手抓着吃。那个画面对我震动特别大，我都忘了要拿几双筷子给他们。当然我拿了他们也不会收的，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连口水都不会喝——不要笑啊，是真的，多好的队伍啊！

　　我那时快20岁了，一个人操持着震兴里李家的大小家务：洗衣做饭，照看孩子。我自己的家，本来在江苏启东吕四的彭家，家里穷得汤汤滴，我亲生父亲跑到上海来拉黄包车，我和我的双胞胎妹妹就生在了上海，他给我取名“彭双玉”。因为养不起两个，我那个妹妹就送进了上海一个外国人开的育婴堂，从此再没见过，生死不知。我不到五岁，父母把我卖给李家，换了40块大洋——也不好怪他们，家里穷啊，他们生了11个孩子，只活了4个，如果不卖掉我，我可能也活不成。我这彭家的姑娘，从此就变成了李家的养女，李家阿爸给我取名“李国珍”，当时这家里只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哥哥，叫李国经。过了几年，李家陆续又添了7个儿女。

　　1944年，李国经17岁，趁全家人在南通躲日本人的时候，离家出走加入新四军抗日去了。一去四年没有音信。

　　1949年5月27日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电话铃响了，才7岁的阿弟接的电话，他跟我讲：阿姐，阿哥来电话了。我说你瞎讲八讲！因为那么多年失去联系，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怎么会呢？结果我一接电话，真的是他！他让我到蒋经国公馆，霞飞路那里，去见个面，还说不要带爸去。因为他觉得爸爸也许算是资本家，怕和他划不清界限。但阿爸好几年没看到儿子，我哪里忍心，还是带他去了。到了公馆，他在楼上，我让阿爸先悄悄躲在楼下，自己去楼上找他。蒋经国公馆里，解放军睡得横七竖八的，我看了也有些害怕，平生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当兵的。阿哥下来后，我告诉他爸也来了，他不太高兴，不过还是去见了。阿爸一见儿子，眼泪就下来了。阿哥又黑又瘦，破衣烂衫，穿着双破旧的黑布鞋，脚趾头露着个洞，眼镜腿也断了，用绳子绑着，那样子很苦，哪里有过去当小开时风度翩翩的样子呢！阿爸看了当然心疼得要死。后来就一起回了家。

　　阿哥的归来，和解放军的进城，都使我很受震动。虽然这几年他在外吃苦，和家里也断了联系，但他真正是为自己而活。看看自己，日日照顾弟妹，买菜做饭收拾家务，没一件事是为自己而做的。我忽然就产生要自己找工作、自力更生养活自己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