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

　　父亲当了一辈子工人，对老师格外尊敬，都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依然固执地称呼老师为“先生”，难得地从他做工人的粗粝中透露出一丝古香古色。当年我考上省内数一数二的一所初中，父亲兴奋地带我去报到，见到班主任杨老师。当时的场景有点戏剧，可以概括为“一冷一热”，父亲就像中年闰土，站在杨老师面前毕恭毕敬满脸堆笑，有些局促；杨老师很矜持，嘴角隐约的上扬，让笑容淡得像阴天偶尔露出的一缕日光，惨白……

　　父亲对杨老师印象极好，说一看就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先生；杨老师也没忘记父亲，作文课时他描述的劳动人民，听得出“模特”就是我父亲，言语里透着一点点同情和一丝丝难以察觉的轻视。

　　杨老师的父亲听说是国军师长，受此牵连，他16岁就被下放到青海牧羊，历经坎坷。他最终还是出落成一个儒生，当了教书先生。他教我们站如松，坐如钟，自己的中山装风纪扣从来都扣得一丝不苟，我们觉得他连走路都平稳得像一尊行进的雕像。每天晚上，他单身宿舍的灯光总亮到十二点，早上五点半他已经在操场跑步……

　　杨老师很老派，他常跟我们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谈。不过有时候他又有一点“西方”，比如不盲从领导。他觉得官大一级不应该用来压人，所以他对教导主任、校长，常常不苟同，常为一些“原则问题”与人剑拔弩张。时间长了，杨老师觉得自己卓尔不群，难以成为“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于是决定考研。连考四次，终于在三十五岁那年光荣考上，离开了学校。为此，他和他的同事、领导们都如释重负，离别的场面自然祥和喜庆。

　　与杨老师相比，英语施老师洋气扑鼻，他祖上三代都留过洋，自己也有个洋名叫“施密特”。施密特爱穿西服，喜欢用手指在胸口划“十字”，时常宣讲平等博爱。他也见过我父亲一回，当时他的表情控制不住地讶异，可能因为没想到他的学生家长中竟还有如此“粗人”。

　　为人正派，学识深厚，儒家渊源混搭西方思想，这是当时我的“八零后”老师们的“标配”。但不知是受旧思想影响，还是“文革”的创伤遗留，那时的老师对引车卖浆者言语间又情不自禁地透露出些许轻视和意味复杂的同情，这是当时我的老师的“形状”，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好在，如今的老师们都已转型成为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了。

　　有人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老师的社会地位似乎高于工农，但经济上还比较弱势。有一阵子，报纸上整天登“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不如拿切菜刀”这类杂文。我父亲所在的工厂是市里的“经济效益十佳”企业，工资加奖金要高过杨老师施老师们好些。所以，父亲虽然尊敬老师，却不愿意让我去当老师，觉得还是学工科进工厂比较有前途，为此，父亲还和我的小学班主任兼邻居张老师发生了激烈争论。如今，他们都退休了，张老师退休金每月4800元，父亲只有一半多点，老父唯有叹息当初自己鼠目寸光。

　　“你爸的新闻嗅觉太差，眼光不行是肯定的，知识就是力量啊！”前些天遇到张老师，她还对我侃侃而谈。（朱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