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我是理发师，不是剃头匠”

　　老人说他是顺义农村人，家住沿河，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沿河公社。十五岁时，一个人跑到城里闯荡。进了一家裁缝店学徒。师傅就是掌柜的。去了些日子，没教他手艺，净剩下打杂儿和挨打了。那倒没什么，哪个徒弟进门儿就学艺啊！一天，掌柜的叫他和一位师兄去买菜。师兄“密”了点儿钱，回来对不上账，说钱是靖奎拿着的。“我跟掌柜的顶了起来。我压根儿就没摸钱的份儿啊！上哪儿‘密’钱去？我小时候在家上过私塾，学过好高的一摞古文呢！学过的文章能够倒背如流。知道做人要堂堂正正，学徒可打可骂，但不能侮辱人格。一气之下，我把掌柜的给炒了。”

　　“自己个儿从家里跑出来的，也不能这样就回去了，就像现如今的‘北漂’一个心情，那多没面子啊！”百岁老人的词汇还真挺时尚的。老人说：“怎么着也得挣出个吃饭的地方呀！我认字，也能算算术，原打算找个店铺给人写账，将来当个账房先生，这在那时候是个体面的差事。我找了位在城里工作的表叔，管了几天吃住，见没人用账房先生，表叔就介绍我进了一家理发店当学徒，先解决饭辙再说。原本没打算给人剃头的我，误打误撞，就进了这一行，一干就是一辈子。”这家理发店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口里边路北，叫京华理发店，在当时也算个不小的理发店呢！靖老爷子说：“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理发的地方都叫美发厅，一家夫妻店也是美发厅。那会儿这是伺候人的行业，属于‘下九流’，可是车、船、店、脚、衙里也没有单列出这一行，许是能算到‘店’里面的一小行业吧。可是这一行在那时候还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在理发店里干活儿的，叫‘理发匠’或是‘理发师’，属于‘坐商’；另一类是走街串巷的，挑着个担子，就是歇后语讲的‘剃头挑子——一头热’那种。您二位这岁数，应当知道。”是啊！那会儿的剃头挑子，是用扁担挑着的。一头是红漆长方凳，那是“凉”的一头。凳子腿之间，夹置三个抽屉：上面的一层是“银柜”，凳面上开的小长方形的缝儿，收了钱，塞进去；第二、三层抽屉是“工具库”，放着围布、刀、剪等一应工具。挑子的另一头是个长圆笼，里面放一小火炉，是“热”的一头。炉子上坐着一个大沿的黄铜盆，水总保持着一定热度。笼下有三条腿，其中一条腿向上延伸，成一根竖杆，挂钢刀布和手巾。这是此行业的“游商”，叫“剃头的”或是“剃头匠”。剃头匠走街串巷，不吆喝，招呼人靠一个特殊的工具，叫“唤头”。那是一个钢制一尺二寸长的大“镊子”。剃头匠放下挑子，一手握“唤头”，一手拿着小钢棒，把棒棒从“镊子”中间划出来，一阵挺好听且具有穿透力的“辸辸”声，就能招徕顾客了。说起这事儿，靖老爷子像是自言自语般又挺正规地说：“其实，我这辈子干的主要是理发师而不是剃头匠。后来因为演了电影《剃头匠》，就让大家叫成了剃头匠了。”

　　这家两间门脸的京华理发店，掌柜的用了七八个人。靖奎在店里边学徒边帮着写账，掌柜的挺喜欢他的。刚去时，练推头刮脸。刮脸使剃刀，要练腕子，有空就拿着剃刀在筷子和木棍上来回练手劲儿。“老相声段子里有一段小徒弟拿剃刀在冬瓜上练刮毛，刮完了随手把剃刀剟到冬瓜上，后来给客人剃头，剃完了习惯地把刀也剟到客人脑瓜上，那是调侃。要是徒弟用冬瓜练手艺，那还不得大伙儿天天吃熬冬瓜啊！”老爷子的幽默，逗得我们好一阵笑。

　　出师以后，掌柜的很器重靖奎，把伙计们都交他管理。后来时逢战乱，掌柜的躲到天津避难，靖奎就成了理发店管事的兼理发师。七七事变，掌柜的把店盘了出去，靖奎也学出了本事，就自己花了1000多元钱的联合票，在地安门盘下一处房， 楼底3间营业，楼上2间住家。靖奎在这里开了自己的第一家理发店，因为过去那里有一堵地安门的老城墙，靖奎就把自己的店起名叫“谦城顺”。

　　抗战胜利以后，日本人走了，靖奎照旧做自己的买卖，通过老顾客里的大教授介绍，在清华大学又开了一个理发室。在清华园里不办营业执照，不出捐，也不纳税，还白使学校的水电和房子。不过给大学做活，不讲究不行，靖奎用一根金条，置办了一套好设备。好在生意兴隆，一天能剃一二百号学生，一年多就把本钱挣回来了。靖奎在“谦城顺”雇了七八个人，在清华理发室雇了11个人，开始享受掌柜的做派，“我不干活儿，尽吃喝玩，在清华跟学生打篮球。”自己学过徒，知道学徒工的艰辛，常常挨打受气；干过理发师，也知道这一行的不易，有时候，一口午饭得分几顿，干完一个活儿，一端饭碗，来了客人，就得撂下。当了理发店老板的靖奎，懂得和气生财的道理，对客人很大度，也维了个好人缘儿。他说：“我做买卖把老规矩给改过来了：对徒弟我不打不骂，吃饭赶紧吃，让顾客等会儿或者我替你做去。”他的声音高昂起来，“为什么一到阴天下雨，我店里忙？穷人，有钱的没钱的，剃完就走，没钱甭给。我人缘好，有困难我马上帮过去，凡有能力办的，我都给你办。”

　　日本兵占北平时，鬼子要靖奎给日本人去澡堂子服务。“我不知道日本女人在澡堂里赤身裸体，进去看了一眼，吓得转身就往外走。”他拒绝这样的服务，但是“日本人说我良心坏了。”那时候的理发店推头、刮脸、吹风也带剪鼻毛、掏耳朵。理完发，把椅子放平，还饶一个捶背按摩，术语叫“放睡”。靖奎是个有心人，学徒和出师以后，就看着放睡手艺好的前辈怎么伺候客人，还找来推拿按摩的书研究穴位。所以找他来推头的客人，理过发再有一个“买一送一”的放睡，特舒坦，都成了他的常客。平民百姓，五行八作都有他的朋友；社会名流、达官贵人也有他的客户。他在东升平澡堂子做理发的小师傅时，给尚小云先生推过头，做了“放睡”，尚老板觉得找他做的活儿地道，是个享受。后来，他转到东单牌楼附近的同圆堂干活儿了，尚老板还追过去继续找他。“给戏剧界的角儿干活挺好，他们为人和善，一边推头捶背，还一边给你说今摆古，讲戏词儿故事。京剧界还有几位名角儿，像梅兰芳、谭富英那几位老板，都是冲着我过来的。正差理发剃头我不比人家差，买一送一的捏拿放睡，我‘一招鲜’，用不收钱的技术，给收钱的本行当增加客源，我不吃亏。如今，许多人干商业，怎么净盯在一个钱字上呢？我真不明白。”老爷子摇了摇头，接着说：“看上去理完发了，还得费劲儿搭功夫。其实，赚了的是我啊！梨园行扮戏要头茬净，他们可不是一个月剃一次头。那会儿演出多，一个月戏老板们来好几趟，合算的是我。要不然，我哪儿攒出自己开店的本钱来呢？还有一个赚头，干完了活儿，角儿们拿出一张戏票。蹭戏，我可没少看呢!”老人说着，眼神儿有些迷茫，似乎又回到当年看大戏的氛围之中了。

　　“我也没少给当官儿的剃头。解放前，我不大喜欢给当官儿的干活儿。因为要到家里给人家干活，学徒时，师傅就告诉我：大官儿规矩多，去了少说话，就闷头干活儿。”靖老爷子还记得，快出徒时，一位北平驻军司令要人去剃头。掌柜的有事，叫靖奎顶替，说大官儿给钱多，一次一块大洋呢!走前还嘱咐了半天。等到刮脸时，司令睡着了，眉毛一动，给人家刮去了一段儿。勤务兵给了两块大洋，靖奎吓坏了，出来后，没回店，跑出去躲了一个礼拜。回来不久，那勤务兵又来叫靖奎了。靖奎在人家门口转了半天，就是不敢进门。还是官太太看见了，一努嘴，叫他进去。司令见了他就说：“看看我这半拉眉毛长出来没有？你这小子知道吗？这半个月你耽误了我多少个饭局啊？”靖奎小心翼翼地干完了活儿，司令还叫勤务兵给两块大洋。

　　“还是新中国的干部好。有不少领导都找我理发。谭震林和我关系最好，边理边聊，问问老百姓的事，想什么？有什么难处？说着说着就干完了活儿。一问一答的，我也不浑身冒汗。还有早先的卫戍区一位司令，半身不遂了，找我去推拿，给他捏好了。”靖老爷子说，和他要好的老顾客可多了！“老顾客都成了老朋友了。就数我活得长。凤凰卫视的鲁豫在我演完电影之后，让我去做访谈节目，问我有多少老顾客，我说：那可数不清了，就是走了的，也有四百多人了。‘都让我给剃死了。’观众都笑了，鲁豫说：‘这么说多不好听啊！’我说的可是真话，老朋友们都没我活得长，我到九十八岁还给八九十岁的老朋友去剃头呢！一位住方庄的老朋友，瘫在床上，神智都不清了。他儿子打电话约我，要我去给净净面，开车接我去了。我给老朋友刮脸，一直昏迷的老朋友，在我刮脸时，眼角流了泪。我摸了他的脉，出来告诉他儿子：‘给你爸备后事吧！没几天了。’他儿子又开车送我回来，非要把车开进胡同，到了拐弯的地方，实在拐不过去了，连车门都不好打开了。我下了车，他儿子问我怎么付钱，我说：‘就是送送行，谁都有这么一天。以后我走了，见到他们，他们还会为我让他们体面地走了谢谢我呢！’有人说我创了几个世界纪录，说我是世界上干活儿干到年龄最大的理发师，是年龄最大的获奖电影主演……到了我这岁数，倒真的不在乎这些事了。我在想：哪天我过去了，见了老顾客、老朋友们，要是谁头发胡子长了，让我给他们理理发、刮刮脸，我还能行吗？我因为手抖，已经两三年没给人推头刮脸了。到时候，会不会再给人刮掉半拉眉毛啊？”老人是笑着说的，我和高志坚听了，都无法接他的下茬儿，就以要拍拍他屋里的奖状证书为由，岔开了话题。

　　老人兴致勃勃地介绍了墙上的几个镜框，特别介绍了一个证书。那是由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发来的证书：“感谢靖奎首席理发师，因为他受访参与了北京‘2008’框架的短期展示……”靖老爷子说：“我不懂洋文，听人说是奥运会发我的，称我是‘首席理发师’。我在意这个，因为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给北京奥运做点儿事。”

　　怕老人太累，原来准备的一些问题还没问，比如拍电影的事。告别时，老爷子说：“就不留你们吃饭了。我姑娘孝顺，出去以前，给我备好了午饭，就是我一个人的份儿，要留也没你们的份儿。我还得看看这蜂窝煤炉能不能‘馏’饭。”我们说帮老人弄好了再走，老人说：“你们有三十多年没使煤炉了吧？还不如我呢！回见了您呐！等天儿凉快些再来聊！”

　　现在，天凉快了，可是老人却仙去了。我们能做的，只有把这次一个多小时的会面写出来，让读者和我们一起怀念这位可敬的百岁老人。（摄影 高志坚 陈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