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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乘车宣传员、警航飞行员、环境监测员、驻会医生、国宾车队司机、大学生志愿者……
APEC背后有一群普普通通的奉献者
站台好声音
本报记者 童曙泉
“听说老爷子爱唱《红灯记》?”
“对!不过不是《红灯记》,而是《红灯忌》。”朝阳区八里庄街道睿识慧公益志愿服务站的王文平一提起老爷子,一脸钦佩。
老爷子叫敖正平,今年83岁,在八里庄街道,远近闻名。
敖老爷子拿出一张打印的词单,右手抬起,做个打快板的架势,张嘴就唱:“红灯闯,闯红灯,发生事故就不轻。闯红灯,情况多,听我一一说分明……”
这就是老爷子爱唱的《红灯忌》,他自己填的词,几乎每天都要唱。老爷子可不是在家里唱,他是到公交站台和旁边的路口唱,边唱边帮着指挥交通。一天下来,少则唱个两三遍,多则唱几十遍。
敖老爷子组建的乌兰木骑红色宣传队有20多名队员,街道志愿者服务站有上百名志愿者,都会唱《红灯忌》。
“300多字的《红灯忌》,一早上就写完了。”老爷子很得意,“五点起床,写完不到七点,正好吃早饭。”原来,老爷子早就琢磨着写点东西,劝阻插队、闯红灯,表扬自觉排队。为了写这首《红灯忌》,他甚至还去文明引导队听过课。
敖老爷子当过兵,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教员,转业后又在市经委、北京同仁堂制药二厂从事过宣传、工会方面的工作,他最喜欢写歌,用歌声表达对祖国、北京、生活的热爱。
如今在家养老,敖老爷子依然在写歌。八里庄街道的居民都知道敖老爷子爱写歌、爱唱歌,老爷子更以在站台、路口唱歌声名远扬。王文平有一天刷微信朋友圈,竟看到一位和老爷子素不相识的朋友发了张敖老爷子的照片。照片中,老爷子正带着大家在路口唱歌,引导大家文明出行。“老爷子出名了!”王文平很高兴。
今年7月首都文明办启动“迎接APEC,做文明有礼好乘客”主题实践活动,敖老爷子又忙开了,他不但自己排队、劝人排队,还开始创作排队、文明乘车方面的系列快板、歌曲。
“汽车来了挤破头,小孩哭,大人闹,乘车秩序特别乱。听到这里别生气,这话说的是从前,是从前……”每天,老爷子走上公交站台,一提调门,就唱起《自觉排队歌》。
您别说,这一唱,还真有效果。在红庙路口的公交站台,引导员李丽环引导大家自觉排队,不时会遇到不讲理、着急的乘客,有时候还出言不逊,好说歹说才能回到队尾去。敖老爷子带着合唱队的人配合引导员一唱“排队歌”,近几个月来再没碰到犯横的。老爷子还带着志愿者,在朝阳路的八里庄段各个路口传唱,劝阻行人不闯红灯,“一天下来得劝阻上万人。”老爷子一脸自豪。
如今,敖老爷子经常献唱“自觉排队歌”的站台已经成为自觉排队示范站台;他和志愿者每天早晚值守的路口,已经成为朝阳区第一条“零闯红灯”示范路,明年还将在全区推广。
最近,敖老爷子又挺忙。“APEC会议,是咱家的喜事,咱北京人讲文明,有素质,招待客人,更得有礼有面。”快板一响,老爷子又唱上了。
片儿警飞行员
本报记者 孙宏阳
身材挺拔,浓眉大眼,裤线笔直,王亮一推门,像极了《北平无战事》中的飞行大队队长方孟敖。
APEC会议周期间,王亮驾驶着警航直升机,在空中执行安保任务。
“80后”的王亮是北京市公安局自主培养的警航飞行员。3年前,他还是房山分局长阳派出所的片儿警。
这个片儿警一直向往蓝天。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时,王亮就差点当上南方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当时招飞考试都通过了,只是父母不放心,他才放弃。
2010年的一天,王亮正在社区巡片儿,忽然接到同事的电话:“快回来,市(公安)局招飞呢!”
接到消息这天,已是招飞报名的最后一天。所长知道王亮心里有个“蓝天梦”,他特意派车送王亮到市公安局报名。“这次机会必须抓住!”王亮心想,不仅是为自己,也为了关心他的所长和同事。
数轮体检、面试后,百八十位优秀民警,经过严格筛选,最后只剩下4人,王亮是其中之一。“天上飞,不怕危险吗?”面试时,考官问得很直接,“路上开车危险也很高,关键是保持平常心。”王亮回答得很干脆。
8个月后,在江苏淮安民航机场,王亮终于要飞了。他手握驾驶杆,脚踩方向舵,培训机晃晃悠悠升空了。“炒大了,控制住!”教练喊着。“炒”是行话,形容新手开飞机像炒勺掂菜一样晃。
为了不再“炒大”,王亮一有时间,就拎着两把扫帚练习飞行。扫帚就是驾驶杆,右手管前后,左手管上下,双脚管方向,控制幅度不能超过5分钱硬币的宽度……练了一年,王亮熟练掌握了悬停起落、机动、空域、夜航、仪表、航行转场等科目技术。
回到北京警航总队,王亮忙着熟悉新机型,为空中巡逻做着准备。去年底,王亮首次执行城区巡逻任务,飞机离地不到300米,国贸地区林立的高楼就在脚下,“就像是空中守护者。”王亮现在想起来还会激动,声音都有些哽咽。
自那以后,王亮经常驾机执行早晚高峰空中勤务,及时发现道路拥堵、上报突发状况。虽然驾机执勤早已是轻车熟路,但这两天王亮还是上火了,嘴唇上一溜儿大泡。APEC会议期间,警航出动的飞机架次、批次都达到峰值,最多每日有4架飞机同时出动。王亮的飞行时间比日常多了一倍。“离地三尺无小事,更何况这么重大的安保任务,要确保万无一失。”虽然压力很大,但王亮相信自己能圆满完成任务。
把脉蓝天
本报记者 骆倩雯
14时,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的会商室内坐满了人。大屏幕上依次显示着北京、河北、天津、山东、山西、内蒙古六省区市环保监测中心会商室内的情况。监测人员正准备着六地每日空气质量视频会商。
孙峰看看手中的数据,打开麦克风:“各站点的同事们下午好,下面我预报一下未来两天北京的空气质量情况……”
10月31日起,孙峰每天都要参加六地空气质量会商,会商结束,他还要赶着参加另外两个天气会商,APEC会议期间,他忙得马不停蹄。
清晨7时40分,天刚刚透亮,孙峰就已坐在办公室里。查询当前空气质量实况、分析数据的特点、研判未来的发展趋势……
“虽然一连串都是数字,但变化特点、发展趋势全在里面,你得和数据交朋友,去读懂它。”孙峰指着满屏的数据说。
为了准确预测APEC会议期间的空气质量,环保监测中心将平日只预测未来5天的空气质量变化趋势延长至未来15天,孙峰和同伴们需要分析的数据量一下子多出了10天,这还不算,他们还要观测、分析北京周边五省区市的空气质量。每天的工作量大幅增长。
“只要能做出精准的预报,多一点儿工作量又算什么。”孙峰说得轻松,其实他压力很大。因为从历史数据上看,11月上旬,静稳天气比较多,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早在今年年初,孙峰和同事们就开始研究北京历史同期的空气质量状况,不断地分析、对比各项数据。在刚刚过去的10月,空气重污染过程发生了4次,这让孙峰和同事们揪心。他们深度剖析近年来每一次重污染过程的成因,不断总结规律,预判趋势。进入9月后,孙峰和同事们又定期评估每月气候特点和污染状况,看天气特点是否符合常年的季节特征,从而帮助推断11月的天气状况。
10月底,预报结论显示:11月4日和9日前后北京或遭遇两次污染过程。
最近几天,孙峰多次比对不同数值预报得出的结论,再细心观察数据,确保预报结论的准确性。
孙峰虽然担心污染,但他还是乐观的,“在本月第一次遭遇污染时,北京市已启动了‘红色预警加强版’的应急减排措施,11月4日的污染状况比预期的要好很多,减排取得成效,11月9日前后,虽然气象条件很不利于污染物扩散,但对空气质量,我们还是有信心的。”
“第一司机”
本报记者 刘冕
王庆海,是首汽国宾车队的“第一司机”,无论是驾驶技术、服务细节还是驾驶经验,他样样第一。
这次APEC会议上,王庆海和同伴们又上岗了。
“第一司机”服务过的客户都“鼎鼎大名”。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泰国公主、西班牙王后、赞比亚总统、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他们提起王庆海,都挑大拇指。
被大人物赞赏过的“第一司机”,却被女儿埋怨过。
2001年,王庆海负责给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基里安开车,很长时间没回家。8岁的女儿晴晴想爸爸,就看《新闻联播》。因为报道基里安的新闻中,偶尔能看到爸爸的身影。
晴晴还在报纸上看到过爸爸的名字。
报道说,基里安带着小外孙来访。有一天,王庆海给基里安的外孙买了一个风筝,还带着他一起放。
晴晴拿着报纸,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她在《我的爸爸》这篇作文中写道:“爸爸,你给人家孩子买风筝,你想到你的女儿了吗?咱家就住在天坛南门外,那个地方老有人放风筝,也有不少卖风筝的,你可从来没给我买过风筝和带过我玩儿。”
这篇作文后来传到首汽国宾车队,传到首汽公司。
晴晴被邀请去首汽朗诵这篇作文。台上,小姑娘轻声地念;台下,好多人悄悄地擦眼泪。
晴晴一下台,王庆海一把抱起她,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首汽公司还送给晴晴一个风筝——一只五彩的大鸟。只是直到现在,王庆海也没能陪着晴晴一起放风筝。
国宾车队的接待任务重,王庆海实在是太忙。
“第一”的秘诀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在王庆海看来就是用心。不迟到、仔细检查车况、各种服务细节,只要用心就能做好。
比如遇到早晨的任务,王庆海要上三个闹钟,“三保险”。
比如每天根据天气状况和客人着装,适时调整车内温度。行驶时,既要驾驶平稳,又要从后视镜观察宾客的坐姿,做到拐弯刹车轻柔平稳,让贵宾乘车就像坐在家里的沙发上。
开车时不能打电话,这是纪律。为了与调度室保持通讯畅通,王庆海把手机调成震动放在毛巾上,这样有电话来既不影响贵宾,自己也能及时知道。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王庆海为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罗格先生开专车。每天接送罗格,王庆海细心周到,也赢得了罗格的赞赏。一天晚上,罗格回到下榻的酒店,走上台阶突又折返,王庆海以为主席先生忘记什么文件,没想到罗格径直走到他的面前,握住他的手,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王,谢谢”。
此次APEC会议服务培训会上,王庆海讲起这个故事,他想告诉同伴:“我们每一次真心的服务,换回的是金子般的尊重和光荣!”
穿西服的医生
本报记者 方芳
清晨,杨旭穿好西服,来到王府半岛酒店大堂。
戴着眼镜的杨旭今年35岁,他是120的医生,这是他行医14年来,第一次穿西装工作。
“穿什么衣服不重要,我们的责任还是守护健康。”杨旭说。
这座酒店是APEC会议驻地,杨旭和同事们负责这里的医疗保障。这天是他们进驻酒店的第二天。
国际会议的医疗保障很讲究,既要保证急救快捷,又要避免恐慌。杨旭的第一个任务是找到一条从客房到急救车的最合理转运路线。酒店原本认为这不是难事,直接用担架车将急症客人从客房转至大堂,走正门,上急救车。
参与过多次大型活动医疗保障的杨旭摇摇头,这样的转运不仅会引起大堂里其他客人的恐慌,而且急症病人也会认为侵犯了自己的隐私。
杨旭扭头问酒店负责人,员工电梯或应急通道在哪?酒店负责人领着他来到了酒店的侧门。
杨旭看了看电梯的宽度足够担架车进入,他点点头,一条合适的转运线路在他的脑海中形成:客房——员工通道——酒店侧门——急救车。他又和同事推着担架车反复走了几遍,确保万无一失。
杨旭所在的医疗组,除了急救车组人员,还有两位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以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杨旭作为急救医生,不仅负责转运突发急重症的宾客,还要帮助医生处置轻症病人,同时协助疾控人员做好埃博拉等传染病的防控。
被选中参与APEC会议医疗保障,也是对杨旭能力的肯定。别看杨旭很年轻,他已是120南区分中心医疗组组长,参与过北京奥运会公路赛事医疗保障、驰援玉树地震救灾、党的十八大医疗保障等诸多“战役”。
杨旭最难忘的还是2010年驰援玉树。当时,他作为卫生部选派的急救专家,震后第一时间赶到玉树。
杨旭一行共四人,带了1.5吨的物资和医疗设备,因为高原反应,他们在玉树机场的停机坪上躺了20多分钟才咬牙站起来,将物资运到玉树体育场,建起医疗点,每天转运三四十名伤者。杨旭一共坚持了10多天,最先进驻震区的他,最后一拨撤下来。那时他的孩子刚刚出生几个月。
虽然实战经验丰富,但为了能完成好此次APEC会议的医疗保障任务,杨旭还是参加了多次培训。今年在非洲肆虐的埃博拉病毒,使医疗保障多了一个任务——防控埃博拉等传染病。参与过非典、甲流防控的杨旭抓紧时间熟悉着新升级的防控装备。
APEC期间调休放假,杨旭的妻子和孩子原本计划全家一起出游放松,但因为杨旭,计划泡汤。说起家人,杨旭的脸上浮现着幸福,又交织着歉疚,“孩子有点不高兴,但他将来会明白,爸爸的工作是守护更多人的健康。”
“蓝精灵”的微笑
本报记者 贾晓燕
“糟糕,1号机怎么连不上网?”
早上7时30分,志愿者余斐羽就来到数字北京大厦的APEC会议周注册区。此时距离正式上岗服务还有30分钟,余斐羽提前上岗,检查电脑运行状态,没想到真发现了问题。
她心里一紧,连忙重启电脑。可还是连不上!她找来技术人员检查才发现,原来是代表们使用电脑时无意将连接线拽松了,虚惊一场。余斐羽长出一口气,看了看表,距离正式接待代表注册还差5分钟!
余斐羽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大四学生。9月底,正在中学实习的她得知APEC会议招募志愿者,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经过严格的初试、复试、培训,她凭借着良好的英语和电脑特长,被分配在会议周注册中心前台注册区服务,如愿以偿成为APEC上的“蓝精灵”。
注册区位于一处相对狭长的通道,靠墙的桌子上一字排开放置着10台电脑。每天上午8时到下午6时,余斐羽和另外9名志愿者要以优雅的姿态,轮流守候在这里,为注册时遇到问题的代表提供服务。“看似简单,却是细致活儿。”余斐羽说,“敲错一个字母,系统都无法识别。”
11月3日正式上岗的第一天,余斐羽就碰到一单大活儿。
早晨8时30分,某经济体代表团来了三位代表,为团里68人注册。他们三人分别在电脑上填写代表姓名、护照号、职位等信息,然后上传照片。尽管来之前,他们已拷贝了每位代表的照片,但有一些照片格式或者尺寸不符合要求,导致原本顺畅的注册程序卡了壳儿。
余斐羽一边劝他们别着急,一边耐心地指导他们正确填写,发现不合格的照片,她一趟一趟地跑到20米开外的图片采集区,请那里的志愿者帮忙修改。好不容易弄好了格式和尺寸,谁知最后一数,又少了1张照片。经济体的代表着了急,余斐羽并不慌乱,一张一张地帮着核对,终于找到了丢失的照片,原来是因为这张照片没有写名字。
完成这单活,已是中午11时30分。整整三个小时,余斐羽始终面带微笑。她的从容和热情,感染着注册的代表们。
一天下来,余斐羽回到宿舍,才感觉疲惫袭来,“身体像散了架一般”。穿着高跟鞋长时间站立,她的脚踝肿胀难受。每天回到宿舍的第一件事,就是倒上一盆热水泡脚。热水稍微缓解了一些疲惫,她又拿起手边的工作手册,对照着一天的服务,寻找改进和提高的空间。
眼下,正值求职季,为了参加APEC会议志愿服务,余斐羽已经放弃了多场招聘会和实习的机会。她并不后悔:“服务APEC会议是难得的经历,能运用专业知识参加志愿服务,是我的幸福。”她的脸上,浮现着自信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