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后来妈妈讲给记者听时我才知道的，她说自己当时的感受“就像天崩地裂”。

　　小时候，我去过的城市很多，北京、上海、南京、长沙、广州、重庆……为了给我治病，父母带着我跑遍了全国各地十几家知名大医院，但诊断结果都是一样的：我变成了一个“耳神经坏死”的孩子。

　　“快教孩子学唇语吧，再这样跑来跑去就把孩子耽误了。”北京一位好心的医生一语惊醒梦中人：孩子的最佳语言期为0—7岁，之后，声带将会发生变化，再怎么训练也就无效了，孩子很可能一辈子无法说话。

　　“我怎么能让儿子一辈子比比划划地活着？”只身一人到北京学习唇语前，妈妈辞掉了在昌黎黄金海岸哈尔滨铁路局疗养院的工作。当时她的领导劝她：大学毕业分配个好工作不容易，现在孩子已经是这样了，万一你的努力也没什么成效……你是不是需要再慎重考虑一下得失。

　　那天晚上，之前从不写日记的妈妈在笔记本的扉页上郑重地写下一句话：“教育乃斌是我终身的职责。”

　　在北京，康复中心的几十名学员里，只有妈妈一个人是聋儿家长，其余都是各地特教学校的老师。每天上课时，妈妈总是最早一个到，坐在最前排的位置。

　　[如今，虽然杨乃斌说话的声音还稍显含混，语调偏硬，但完全能与人正常交流。陶艳波获奖后，许多人问她，怎样能让一个听不到声音的孩子全凭看人口型学会说话？这在常人看来简直无法想象。]

　　[陶艳波常会边回忆边演示：“我事先准备一些小卡片，把要教孩子说的话分别写在我的手上和卡片上，然后拿一个小板凳坐在地上，让乃斌坐在高一点的凳子上，以便我们俩的口唇保持在同一个高度，再把他的一只小手放在我的脖子下面，感受我说话的时候声带是如何震动的，再让他看着我的口唇是怎样发音的……”]

　　[回忆起这些往事，陶艳波总是显得很平静、很自然，闻者却无不唏嘘感慨。]

　　就这样，我们坚持了一个月，两个月……当时我年纪很小，根本不得要领，被封闭在无声世界里，动不动就烦躁地哇哇大哭，甚至用小手打妈妈、推妈妈，妈妈却只能默默地流泪。

　　虽然妈妈每天对我说的话能拉一火车，但几年下来，每天的希望总要变成失望。可妈妈没有放弃。

　　快到3岁的时候，妈妈看到我特别喜欢交通模型的玩具，就给我买回来许多。每当我要玩玩具飞机的时候，她就一手拿着飞机，一手拿着写有“飞机”字样的卡片，让我摸着她的声带，不停地说“飞机”、“飞机”……当我玩汽车时，她就又拿着汽车和“汽车”文字卡片，让我摸着她的声带，说“汽车”、“汽车”……

　　就这样，她每天从早到晚跟着我一起在床铺上、沙发上爬上爬下，在地板上摸爬滚打……

　　在我4岁那年，奇迹终于出现了。

　　那是我过生日的那天。看着生日蛋糕旁黄灿灿的香蕉，我伸手想摸摸，却怎么也够不到。一瞬间，我突然鬼使神差地回过头，望着妈妈喊了一声“妈妈”——

　　为这一声呼唤苦苦等待了三年的妈妈一下子愣住了。回过神后，她大声叫着在厨房忙碌的爸爸，“孩子他爸，你快来听啊，我们孩子会喊‘妈妈’了！”

　　妈妈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让儿子开口说话的梦想终于实现了，陶艳波的第二个梦想就是要把儿子送进一所“普通”学校读书。]

　　即使仅仅是迈进一所普通学校的大门，我们都需要有比别人更优秀的表现，揣着别人不会有的战战兢兢

　　我们家住顶楼，在房顶的阁楼上，七八个装满笔记本的白色泡沫水果箱至今安安静静地堆在角落里。

　　那是“我”从小到大的课堂笔记。笔记本里的字迹密密麻麻，全是妈妈一笔一画为我写下的。课堂上的内容，妈妈几乎有闻必录，如今，随便拿出一本，当时课堂上的情景都历历在目。

　　这些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笔记本是我和妈妈同桌16年最忠实的见证者。

　　[陶艳波辞职后，谋生的担子便全部落在了就职于同一家疗养院的丈夫身上。在儿子的成长岁月里，夫妻二人聚少离多。杨乃斌5岁时，陶艳波只身带着孩子从秦皇岛返回老家齐齐哈尔上学，小学毕业后，母子二人又迁至天津就读。因为不希望儿子一辈子被禁锢在只有聋哑人的圈子里，陶艳波下定决心让孩子上普通学校。而她，却变成了普通学校里那个最不普通的家长。]

　　上大学以前，我几乎从没坐过教室中间的位置。因为听力原因，我没法跟上老师讲课，妈妈只好一直在我身边陪读。为了避免挡住后面的同学，也为了方便我看老师的说话口型，从小学到高中，我的位置总在第一排靠近两面墙壁的两张桌子中倒换，作为同桌的妈妈，永远是靠墙坐的那个。

　　小学时，因为大家个子都小、课桌也很矮，妈妈就从家里拿来一个15厘米高的小板凳，坐在矮板凳上时，妈妈要把腿盘起来，像大虾米一样后背深深地弯下去趴在桌子上做笔记，有几次因为腿麻，她没等站起来便摔倒在地上。

　　小学毕业后，我们来到天津上初中。第一节英语课还没上完，妈妈就低下头抹开了眼泪，下课后才知道，原来是因为这里的老师采用了全英语教学，而妈妈上学时没学过英语，老师的讲课内容她一个词都听不懂！后来还是在老师的建议下，妈妈买来了录音笔，把课堂内容全部录进去，每天下晚自习回家后，再一句一句听录音硬讲给我听——就这样，我们晚上总要学到一两点钟。

　　[如今，这支早已“退役”的录音笔仍被杨乃斌小心翼翼地收藏在卧室的白色书柜里。录音笔银灰色的塑料表面已经斑驳老旧，可“开始”“暂停”等圆圆的功能按钮却被磨得格外光亮——就像它们上面凝结的那些爱一样，永不褪色蒙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