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学习更加紧张了。为了跟上老师的进度，妈妈每天早晨五点半就把我叫醒，带我读1小时英语，读半小时语文，早餐之后再到学校参加正常的晨读。每天七节正课，妈妈一堂不落地陪着我听下来。为了不影响老师第二天讲课的进度，每天晚上她还要带我把第二天要上的课先预习一遍，把那些难懂的、不理解的问题用红线画出来，把要提问的问题写到一个小笔记本上。

　　临考前一个月的一天早上，我们俩骑着电动车飞快地往学校赶。因为没有注意到路面井盖被盗，电动车被绊倒了，妈妈一下子被甩出好几米，我也摔倒在地。我爬起来跑到妈妈面前，只见她手上、腿上血直流，被摔懵了。我又急又怕，抱住妈妈大哭起来：“妈妈，我不去上学了，我们赶紧去医院吧。”

　　妈妈虽然也疼得直掉眼泪，却咬着牙跟我说：你必须去上学，快走！看我不肯，妈妈就训我，最后我只能一步一回头地向学校走——这也是我上学以来极少几次“同桌”缺席的情况之一。

　　后来有好心人把妈妈送到医院，因为左腿缝了五针，医生让妈妈留院观察，但她却坚持回家给我做午饭。

　　第二天，“同桌妈妈”又带伤陪我上学了。

　　[学习上的压力虽大，作为一个聋儿的母亲，陶艳波面临的更大挑战，却是如何让别人接受孩子，如何让孩子学会接受生活的责难。]

　　如今，讲起妈妈摔倒受伤的故事，也许有人会不解地问：不就是上个学吗，又不是上战场，至于搞得那么悲壮吗？那是他们不明白上学对妈妈和我来说的分量。即使仅仅是迈进一所普通学校的大门，我们都需要有比别人更优秀的表现，揣着别人不会有的战战兢兢。

　　2005年那个暑假，妈妈带着我敲开一所初中校长办公室的门。

　　“孩子好像听力不好吧。”校长看到成绩册上我的各科成绩是全优时不无惊讶，但显然，他也不可能不注意到我左耳上的助听器——此前一年，我接受了人工耳蜗手术，恢复了部分听力，但还是离不开戴在耳朵外面的这个“小帮手”。

　　这下，妈妈慌了。她急忙掏出我在小学获得的各种证书：“三好学生”证书、作文比赛“优秀奖”证书……看校长没吱声，她又把我课余获得的“书画特等奖”证书、“游泳冠军”证书一张张都掏了出来。

　　看着这些证书，也许，更多的是看着妈妈急切的表情，校长终于说：“放心吧，这孩子我们收下了。”

　　但我们也不总是这么幸运。因为很多家长不能接受班上有妈妈陪儿子一起上课，我总共换了三所小学，几乎没有一个固定的小朋友。从一年级发现同学们看到妈妈陪我坐在课堂时的眼光，我就明白我和别人不一样。

　　当时，我一直不明白，别人为什么要歧视我，而我对抗的方式，是每次妈妈给我讲课，我就随手拿个玩具车，用车轱辘在桌子底下呼啦啦来回滑动。

　　上初中时，我仍然无法释怀，老天爷能给别人的为什么不能给我？但那次为妈妈打架让我想了很多。

　　初二一次上厕所时，我偶然发现三个高年级的男生一直在满口脏话地说妈妈如何如何，当时，我只觉得血涌上头，攥紧拳头就朝那三个男生冲去。虽然他们个子都比我高，我还是把他们揍得流鼻血。

　　我以为妈妈知道后会骂我，但她却什么也没说。事后，我想了很多，也理解了很多，包括她一直以来对我的愧疚和补偿，包括她对我的付出。

　　我终于释怀了。就像妈妈说的：我要做的不是等着让社会接受我，而是学着去融入社会。

　　就这样，慢慢地我也变得坚强了，虽然耳朵带给我的更多是伤害，虽然因为频率不同，即使安装了人工耳蜗之后，听音乐时我听到的仍然全是锯木头的声音，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大学快毕业了，还没有通过英语四级考试。但时不时我也会调侃说，有时，耳朵听不见倒能让我睡个好觉。

　　小时候，我好想给自己制造出一只耳朵，能听到一公里以内的声音，超过正常人。我问妈妈这能办到吗？她说：只要你知识足够，就能改变一切

　　现在，我是河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测量技术与仪器仪表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很多人会问：你的专业是自己选的，还是听妈妈的？

　　每次我都会很自豪地回答，“是我自己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