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桂林，街上空无一人，遇到一个全是美式装备的部队，叫别动队。他们很神气，拿冲锋枪、卡宾枪，系帆布皮带。说是日本人快完蛋了，他们去衡阳和日本人打仗。有仗打还能回湖南，真是大好事。我和两个邵阳人、一个江西人从卫生大队开小差到了别动队。

　　这是我当兵以来最神气的一段日子，一路追着鬼子打。我们武器好，战斗力强，还有情报，打得特别痛快。把我当兵6年来对鬼子的仇恨全部发泄了，很过瘾，很痛快。每天大口喝酒大碗吃肉，别动队士气高，每天就是杀杀杀，杀鬼子。

　　打到衡阳，日本投降了，到处都在放鞭炮。美国人用枪炮对天射击，我们也开枪庆祝。路上到处坐着鬼子，我们开着吉普车每天教训他们，就想找茬和他们干，但长官不许。日本兵有的哭爹喊娘，有的很老实，对我们举大拇指，说中国人大大的。也有的想跟我们干，还有些甚至鬼哭狼嚎嚣张地说：我们不投降！我用枪对准鬼子的头大吼：“来啊，我们等着，小鬼子！”

　　抗战胜利后，我们在南岳受训，我不想打仗，想回家。日本投降了，哥哥不见了，弟弟们没消息，父母也老了，我走时家里最后一亩田都卖了，不知这么多年父母是怎么过的。我不愿随别动队去前线打内战，被整编到交警总队。1947年部队开往湖北，我就想逃，经过长沙时特别想，可总队用河南人看管湖南人，没有机会。到河南后，反过来由我们湖南兵看管河南兵，也是怕逃。这时，我接到大弟来信，让我去南京，接到信后我每天想逃。那时逃兵抓到就枪毙，我当然也怕。

　　那天集合去前线，我知道再不逃，到前线就没机会了，我和排长说，我还有东西没拿，就往外跑了！行李和枪支都在，身上又没一分钱，也没人怀疑。跑到街上，我在一户河南人家里躲了三天。河南人很义气，说：“如果你打鬼子当逃兵，我不会帮你，但你是想到南京找弟弟我帮你。”他送我上了火车，还给了我零花钱。走时我跪在地上向他叩头，感谢他收留我，没举报我，他真是我的救命恩人，但我没有机会回报他。

　　到了南京，我找到了弟弟陈柏云，他在空军训练司令部。我们抱到一起，哭到一起。弟弟介绍我到司令刘牧群那里当警卫，1948年就随司令到了台湾。从当警卫到台湾，我日思夜想还是怎么逃回家。到了1949年3月，那天空军运物资到广州，我写了报告说回家探亲，没想到司令竟然批准了。至今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同情，也许其他原因。

　　我拿着假条赶到机场，差五分钟就上不了飞机。飞到广州后，我怀里揣着五十块光洋一个金镯子，坐车走路，走路坐车，总算回到我离别十年的家。那时父母都在世，父亲在镇头街上摆小摊，买刷把、扫把，家里比以前更穷。其实我当兵后父亲也帮人开过药店，经营也有一般，但老板好赌博，一夜输光药店。父亲也急疯了，从此不能做经营生意，只能编些竹制品沿街叫卖。母亲更惨，每天只会到村口等儿子回来，因是小脚女人，走不远，天天就是哭和盼。回来那天，看见母亲时，我就哭了。当兵时母亲头发是青的，再见已是白发满头，可母亲当时不到五十啊！此时，家乡解放了，我分了田地，务农孝敬父母。日子过得清淡但踏实。

　　当兵十年总算回了家。我弟弟后来在印尼经商，上世纪80年代回来过；最小的弟弟1953年也当兵了，当的是解放军。他参加过抗美援朝，一直当到团长，他是我们家的光荣。

　　采访中，陈老一句第十军失守，就不再提衡阳保卫战，只说：太惨了，太惨了！1944年6月22日到8月8日这47天里，衡阳会战是怎样一种惨烈与悲壮？“此役‘牺牲之大，令人惊骇，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日本《桧第六十八师团史》如是写道。第十军被誉为“泰山军”，共1.8万人，而日军集结的兵力36万，所以此仗被日军称为“旷古之大作战”。

　　69年过去了，几乎每天都有老兵离我们远去。这些老人都已是90岁以上的高龄，脸上遍布沧桑，眼睛浑浊，听力和语言表达都很困难。有时一个字一个词甚至一个地名都要折腾几分钟，可他们对于那段远去的悲怆回忆仍然令人刻骨铭心。

　　我们常说善待历史尊重历史，其实善待老兵就是尊重历史！中国抗战史学会会长何理说：抗战老兵是历史的活证人，历史就写在他们身上。（陈香岑口述 周利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