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碑浮雕创造世界级“三绝”

　　“今天，从建碑开始就在这里艰苦劳动的雕刻工人们在一大块浮雕上面做完最后一遍修饰。负责领导纪念碑美术设计的雕塑家刘开渠和纪念碑工地负责人贾国卿，在精心作最后一遍修饰。他们介绍说，据地质学家化验证明，这些浮雕至少能耐800年至1000年。”

　　这是1958年4月22日，新华社播发的一则消息《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天建成》。同年5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人民英雄纪念碑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更主要的是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其通过生动的浮雕，使后人了解到近百年来人民英雄创造的血与火的历史。浮雕客观地评价了历史，歌颂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永恒的主题。”韩振书介绍。

　　纪念碑浮雕设计稿中“武昌起义”的创作者、雕塑艺术大师傅天仇曾说，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造了世界级“三绝”：

　　——这座国家级纪念碑的奠基仪式在开国大典之前举行，实属罕见，称为一绝；

　　——在纪念碑浮雕工程完成二分之一时，停工三天，组织数万群众观摩并提意见，然后将意见集中后再进行完善与修改，而如此大规模征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这可谓是世界首创，此为第二绝；

　　——在纪念碑即将落成时，前往参观瞻仰的群众每天达十万人次，这也是世界上少有的，这是第三绝。

　　“今天所看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不是先建成天安门广场再进行设计的，而是根据未来广场可能达到的规模来设计的。这在世界广场建筑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永恒的象征：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作者、中央美院教授殷双喜如是说。

　　“历朝历代，曲阳石匠在神州大地上不知雕刻了多少惊世之作，但名字都没有流传下来。雕刻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石匠们，虽然名字也没有留在碑石上，可我却觉得应该趁着知情人还在，一定要把他们的名字记录下来。”韩振书这样说起自己调查研究的初衷。

　　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十大建筑”

　　周恩来总理一直关怀着曲阳艺人们，人民英雄纪念碑完工后，他亲自发出指示：“曲阳石匠是国家的宝贝，他们和外国雕刻家相比，毫不逊色，应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要把他们留下来。”

　　“在周总理的具体关怀下，以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刻工程的百余名曲阳石匠为骨干力量，成立了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厂（简称北雕）。由此造就了新中国第一代雕刻艺术队伍的骨干力量，也为曲阳雕刻艺人们提供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韩振书介绍，这些曲阳石匠的后辈，有的后来接班进入北雕，至今仍有许多人从事雕刻艺术事业。而令曲阳石雕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结缘的冉景文，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一年后的1959年病故。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为向国庆献礼，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北京建设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11月正式开工。

　　在当时家喻户晓的北京市十大建筑分别是：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在同一建筑内，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已被拆除，现已重建）、北京火车站、全国农业展览馆和北京工人体育场。

　　为了首都十大建筑石料的需要，在曲阳黄山脚下建立了大理石厂，开凿曲阳汉白玉，开采出的石料则运往厂里，由曲阳的石匠们精心雕刻，再将成品运往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军事博物馆……

　　“在雕造人民英雄纪念碑后留在北雕的曲阳石匠，同样投入到北京十大建筑工程任务中。刘益民任北雕研究花纹雕刻组负责人，他在形式上融会了中国古代雕刻和现代雕刻的表现手法，经他设计、加工的‘人民大会堂柱础’，富有气势。刘志丰则精通石雕的安装施工，人民大会堂的各种石雕装饰的安装施工由他负责完成……”韩振书说。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这些曲阳石匠，又承担了广州“五羊雕塑”、1970年天安门重建、毛主席纪念堂雕像等多个重大雕刻任务。

　　以雕造人民英雄纪念碑为契机，曲阳雕塑艺术也开始走向了振兴之路。

　　1958年，曲阳县羊平黄山高级社副业股成立雕刻班，雕刻班后扩建为县大理石厂。自上世纪60年代起，曲阳许多地方都陆续开设雕刻学习班，培养出了大批学以致用的雕刻艺人。

　　改革开放后，曲阳石雕迎来了新的繁荣，技术传承不息。参加过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雕刻的刘东元培养出卢进桥、甄彦苍、安荣杰等雕刻名家，他们又收了众多弟子、开办多家石雕厂。在刘润芳和王二生的老家西羊平、南故张村，至今石雕林立、石头塞巷。

　　据介绍，目前，曲阳县共有雕刻企业2300余家，从业人员10万余人，雕刻业总产值达到50亿元，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