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两天，是“一二·九”运动80周年纪念。

　　95岁高龄的赵戈曾在“一二·九”运动后，参加了上海随之爆发的大规模游行。此后，他从上海奔赴延安，一直奋斗在抗战的第一线。1992年离休后，回到故乡上海，赵戈因为一次偶然的受邀，开始深入中小学，为上海青少年作爱国主义报告。他曾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报告作到80岁。但没想到，一讲就讲到了今天。

　　如今，他已经作了505场报告，听众超过36万人。步入晚年，他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奉献着，只希望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能够不忘那段历史。

　　赵戈

　　小传

　　1920年9月出生。1936年5月参加革命，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延安抗大。历任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宣传干事、战斗剧社创作组组长，晋绥军区《战斗报》　随军记者等职。离休前任兰州军区文化部长兼甘肃省文联副主席。曾荣获晋绥军区模范党员称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奖励。1986年4月离休，1992年7月返故乡上海定居。

　　手拿旗杆冲出一条路

　　“一二·九”运动爆发时，我才15岁。北京学生是12月9日爆发游行，而上海最大一次规模的游行在12月24日。

　　当时，我一边在工厂工作，一边在夜校读书。上海的救国会组织我们24日去游行。我又组织了许多人，有工厂足球队队员、学校同学，大概100多人。大家提前准备了标语、口号，制定路线，策划谁领导、谁监察、谁武装保卫。救国会领导人就是“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而我那时候是救国会小组长之一。

　　24日早上9点，大家在大陆商场（解放后改为东海大楼，现为“353广场”）门口集合，往南京路走。当时队伍里主要是大学生、中学生，还有一部分青年工人前来支援。我父亲是出租车司机，他负责帮我们运传单，把车提前开到南京路上的先施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都有我们的人。传单一到，他们就拿着传单上七楼。等10点的钟声敲响后，传单从楼上纷纷撒下，南京路一时飞扬着雪花般的传单。此时，到达南京路的游行队伍开始从四面八方聚拢，大家一起唱《义勇军进行曲》。这时候，英租界的巡捕也来了。

　　我们本来计划走四川路，但英国巡捕严防死守不让我们走。他们怕我们走到虹口区，那里有日本军队，机枪一扫，冲突爆发，事情就麻烦了。于是我们从浙江路、河南路，往当时的上海北站走。

　　英租界的巡捕里，有印度人、英国人、中国人。大部分中国巡捕对我们还是比较同情，印度巡捕则特别凶狠，骑着马阻拦我们。游行队伍一路上都在和巡捕搏斗，好在巡捕还不敢开枪，只能拿警棍打我们。当时我和一二十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冲在队伍的最前排，每人手里拿着一根旗杆，旗杆对着巡捕。他们的人和马都怕旗杆，不敢轻易冲过来。就这样，我们为游行队伍冲开了一条道路。

　　警车跟在游行队伍后面，不断抓人。当时的警车装着铁甲，上面架着机关枪，被称作“飞行堡垒”。游行队伍里的青年仗着人多，警车抓过去，大家再抢回来。虽然一路上不断有人被打伤，有人被抓，但人们始终热血沸腾。

　　到了闸北华人地界，队伍一下子扩大到几万人。我远远见到，似乎何香凝、宋庆龄也来慰问。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北站，去那里欢送上海学生代表团赴南京请愿。

　　中午左右，火车终于开了，听说是交大的学生自己开动了火车，游行队伍随之解散。后来听说那列火车上，有的人在苏州就被国民党拉走，也有人到了南京后四处演说。而游行时，被巡捕抓进去的青年人中，家里有背景的被放出来了，没背景的就被套上共产党的帽子抓去坐牢。其实那些进步青年中，真正是共产党的还是少数，多数人都是被构陷的。

　　此后，小游行陆陆续续，但规模都不及24日。我记得后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是1936年鲁迅出殡。游行队伍从殡仪馆出发往万国公墓走，同样声势浩大，有几万人。队伍里，有人举着鲁迅的大幅肖像，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几位青年作家抬棺。途径租界及华界时，街道两边站满了巡捕，名义上是维持秩序，实际上是监视游行队伍。

　　鲜血染红了他的遗稿

　　我有一个同学，原名李伯岺。他看了一本苏联小说《一周间》，是李白丁斯基写的，他就把其中三个字叫成了自己的名字李丁基，后来为了简便就叫丁基。

　　他是大厦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大厦大学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丁基在“一二·九”运动中，是大厦大学9个共青团员之一。“一二·九”运动开始后，有一天晚上，国民党反动军警和特务包围了大厦大学。丁基很警觉，发现外面有动静，就从窗户上跳出去，直奔钟楼，敲钟报警。全校同学听见钟声，都到操场集合。大家手挽着手，一圈一圈围在那里，抵抗反动军警，阻止他们逮捕进步同学。

　　而丁基敲完钟跑下楼的时候，不幸遇到国民党特务，被铐上手铐，带上警车，关到龙华监狱去了。他在龙华监狱受尽严刑拷打，但从来没有招认自己是共青团员，也没有招认任何组织情况，他只说：“抗日无罪，爱国无罪！”后来，他妈妈请冯玉祥将军营救，才终于出狱。

　　此后，他又考入复旦大学读书。我们是先后从上海到延安的。在延安，他进了鲁艺文学系，我进了抗大。我们又先后被分配到八路军120师（后为晋绥军区）战斗报社工作。作为随军记者，他行军中帮助体弱的战士背枪，战斗中跟着突击队、尖刀连冲锋，完全把自己当成普通的士兵，而不仅仅是记者。

　　1944年9月15日插箭岭战役，我军端掉了敌人两个大碉堡。当时，丁基就坐在碉堡边上，写了一篇通讯：《在敌人门口打击敌人》。接着，他随部队转移，途中遭遇敌人大部队伏击。丁基也随部队冲上山顶，进入安全地带。可是，他回头一看，半山下还有4个人没有上来。一个是副连长，一个是小卫生员，还有两个民兵，他们都背着地雷。他毫不犹豫地冲下山去，帮助民兵背地雷，一手又拉着小卫生员往山上爬。敌人狂喊着“抓活的”，冲了上来。

　　丁基他们依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迅速滚地雷，炸得追上来的敌人鬼哭狼嚎。正在这时，敌人的山炮猛打过来，他们5个都负伤了，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翻过山顶。而丁基，终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长眠在吕梁山上。

　　当时，晋绥边区各报和延安《解放日报》通栏标题是：“战斗报记者丁基同志和战士一起作战牺牲了”。并把他用鲜血染红的遗稿　《在敌人门口打击敌人》发表出来，也用两条通栏标题：“用血换来的胜利，用血写成的通讯”。

　　丁基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英勇战士。每当我回到他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时候，就会想起丁基。要是他活着，由他来讲“一二·九”，会让人感到更亲切。

　　一条腿也在前进

　　还有一位同学，名字叫陈洛毅。因为家庭贫困，他才念了三年书，只能进工厂里做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小小年纪万分困乏，结果机器把他的一条腿卷进去轧掉了。

　　失去一条腿以后，他被资本家赶了出来，从此就靠卖报为生。陈洛毅在北四川路桥邮电支局边上摆了一个报摊，他在摆报摊的时候，参加了国难教育社，那是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

　　“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英勇，一条腿拄着拐杖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带头喊口号。之后，他游行时的照片被刊登在1936年　《光明杂志》　第一卷第二期的封面上。诗人施谊为照片配了诗，其中有一句：“一条腿的在前进，两条腿的怎么办？”因此，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关注。

　　1936年9月，陈洛毅卖报的时候被特务绑架，关进龙华监狱。老虎凳、辣椒水，甚至上了电刑，各种酷刑他都一一经受住了。特务逼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他始终只是一句话：“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什么罪？”警备司令部的特务说：“这样的话，你只能竖着进来横着出去，死路一条！”他被抓进去的时候确实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放出来之后却成了真正的共产党员。

　　陈洛毅后来到了延安。因为他的一条腿没了，党组织照顾他，分配他到中央秘书处刻蜡版，后来又让他到中央党校当文印科长，仍然是刻蜡版。在战争期间，他整整刻了十年蜡版。他刻的蜡版印出来的质量非常好，可以印两千份，非常清晰。

　　他后来回到上海在同济大学工作，多年前突发脑溢血去世，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去往延安的路

　　1936年，我们大概有二十名同学，商量一起离开父母、离开上海，奔向延安。然而两个月的时间里，有的人动摇，有的人叛变，有的人继续前进。

　　我们一上船，船还没开，就来了几个人到处搜索，把两个女同学抓回去。原来是家里的父母把她们拖回去了。这两名女同学后来都很悲惨，一个19岁病死，另一个没法养活老母，就到舞厅当舞女。当舞女的这个女同学其实是一个进步青年，不堪忍受这般凌辱，最后服安眠药自杀了。

　　我们到长沙后，又有两名同学不走了，说他们考上了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后待遇好：穿马靴，发呢子服，系武装带，一个月还有60块大洋。这两名同学跑到我们面前宣传，被我们痛骂了一顿，只好灰溜溜走了。

　　到了武汉，有一个同学生病走不了。他说自己身体不好，要到西南上大学。我们每人捐了几块钱给他，叫他把病治好，但希望他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爱国。大家流着眼泪与他告别。多年以后我才得知，他到昆明进西南联大，其实是组织安排的。毕业后，他公费到美国留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进了一家著名的科研机构工作。1956年，响应周总理号召，他毅然回国，后来成为学部委员、科学院院士。这位同学不仅实现了报国之志，而且贡献出了强国之能。

　　再说回当时，我们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终于到了延安，最后剩下了15人。这15个人也并不是到了延安就革命到底了。其中一名姓汤的同学，他是从文学院毕业，在上海一家进步小报做记者。在我们抗大同学开赴前线的时候，他吓跑了，推说自己身体不好，不愿当革命队伍的包袱，所以请组织让他回大后方。那时来去自愿，组织就让他走了。

　　虽然他没有成为革命队伍的包袱，却成为了我的包袱。那时天天行军，他天天掉队。每个人身上要背着背包、干粮袋，扛着步枪。我不仅背自己的装备，还要每天帮他背他的装备。他走不了多远就坐下来，唉声叹气地说：“赵戈啊，这种日子不是人过的，我实在受不了啦！”

　　离开前线后，一直没有他的消息。直到1955年，我收到一封信，调查他三个问题：一，是不是到过延安，是不是混进延安的？二，他混进延安后进行了什么破坏活动？三，他破坏了之后怎么逃跑的？我赶快写了一封证明信，证明他曾是一名爱国青年，因身体不好由组织批准回去的。他总算平安过关。但他郁郁不得志，没过多久还是去世了。他曾对我说过：“赵戈啊，我要写一部作品，轰动中国。”如果他不离开的话，或许能实现他的梦想。

　　当时我们一起当随军记者的杜鹏程、闻捷，参军前只上过小学，文字水平不及他，而杜鹏程创作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第一版就发行了100万册，第二版200万册，28个国家翻译了他的作品。闻捷也成了上海出去的著名诗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一步没跨过去，就落伍了。我为之叹惜！

　　最深刻的一课

　　我们在延安抗大学习时，每个同学都刻苦努力。一个班十个人围着一盏小油灯写作业。没有教室就露天上课，没有房住就挖窑洞，没有饭吃就开荒。我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学的东西很多，艾思奇、张如心给我们讲哲学，任白弋讲政治经济学，焦敏之讲世界革命运动史，刘鼎讲统一战线，也讲党的建设。军事课从制式教练开始，单兵动作，射击、刺杀、投弹、土工作业等等。战术动作班、排、连、营、团的进攻和防御，也都学了。最重要的是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经常亲临抗大上大课、作报告。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的课我们都听过。

　　延安是革命圣地，我们在革命圣地取得的“真经”，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三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在延安抗大最深刻的一课，是我们五大队开学那天。大队长何长工同志讲话说，要给大家发一件新式武器。大家笑了，八路军有什么新式武器？接着，他从桌子底下拿出一把锄头，说：“同学们，你们从北平、上海、武汉、重庆，还有从南洋和欧美来的，你们用过它吗？没有。”他又说：“一个没有劳动习惯的人就不可能有劳动观念，劳动观念的对立面就是剥削观念，一个有剥削观念的人不可能热爱劳动人民，更不可能为劳动人民打天下。我们现在就是要用这把锄头挖掉我们头脑中的剥削观念，培养我们的劳动观念。你们说，它不是新式武器是什么？我们抗大校歌的最后两句是什么？我在这里唱一唱：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劳动者的先锋不会劳动，这不是笑话吗？我们听了他的讲话，高高兴兴地扛起锄头，开荒地、挖窑洞。经过几个月锻炼，大家的书生样子都变了，身体棒了，背起背包健步如飞。

　　当时我们只是简单认为劳动锻炼对身体好，到了华北敌后，我们才开始了解劳动的深刻意义。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成员就是农民，面对千百万农民兄弟，我们自己不会劳动，怎能和他们打成一片，怎能团结一心，跟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决死的斗争？光靠几个学生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吗？所以说，理解一把锄头的意义、劳动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它使我们在感情上、思想上、立场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有一次我作报告时，一个中学生对我感慨：“我们生长在那个年代就好了，轰轰烈烈的。”我说还是现在好，现在是多么幸福，当年我们真是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没有，随时可能当亡国奴。

　　那时候我们只有十五六岁，一转眼都是老人了。回过头看，走过的道路曲曲折折、艰难困苦，能挺过来，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和信念，不然是走不过来的。

　　心　语

　　那时候我们只有十五六岁，一转眼都是老人了。回过头看，走过的道路曲曲折折、艰难困苦，能挺过来，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和信念，不然是走不过来的。（口述　赵戈（95岁）　整理　本报记者　龚丹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