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蓝近影

　　相信不少读者会和我一样，早就知道于蓝，也熟悉她塑造的一系列银幕形象，然而对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一辈电影家的人生又了解多少呢？我在《北京日报》文艺部做电影记者时，曾多次与她见面、一起参加活动；更由于与于海丹（于蓝侄女）李雪健两口子是好朋友，一些场合便也随着他俩管于蓝叫一声“大姑”。于蓝总是笑着回应：“这孩子！”

　　在举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又一次走近“大姑”，静心听她讲述延安、讲述电影、讲述爱情、讲述人生……

　　延安，世界上最艰苦最快乐的地方

　　于蓝生于1921年，两岁时随父母移居哈尔滨。儿时记忆最深的是滑爬犁。伏在爬犁上，借着起伏的山岗顺坡滑下。当时只有六七岁的她，不时摔倒在冰雪上，但她不哭，马上再扑到爬犁上继续滑下去。她还爱爬杆，一会儿工夫就能爬上几米高的木杆。这些都培养了她坚强的个性。8岁那年，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辛勤操劳了半生的母亲患病去世了。不久，继母进了门。迫于生计，于蓝只身投奔在沈阳老家的祖父。继母寂寥时买的一些“闲书”，也滋养着于蓝。这阶段，她初识了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甚至知道了托尔斯泰。

　　1931年，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于蓝随家人由沈阳逃离至张家口，这次逃难经历让10岁的于蓝第一次看到了国破家亡的惨景。1937年，于蓝一家在北平重新安定下来，可是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她被送进一所女子学校，但只待了二十几天就离开了。“北平城像口活棺材，不能再这么待下去!”于蓝的心在呐喊，一定要找到抗日救亡队伍。

　　1938年，于蓝的好友王淑源到了北平，告诉她中国不会亡，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离北平不远就有平西抗日游击队！于蓝第一次离家出走去寻找队伍，没想到，刚出城门就被日本鬼子逮住了，送到了宪兵队。无论他们如何威逼利诱恐吓，于蓝就是不吐口。鬼子抓不着什么把柄，只好作罢，她总算脱离了虎口。自此，父亲苦苦哀求，继母喋喋不休，还让她的大哥于亚伦盯着她，怕她再惹麻烦。哥哥那时也受到进步思潮影响，暗中变得支持妹妹出走。不久，他自己也奔赴延安，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兄妹俩在宝塔山下意外相逢，喜极而泣。当然，这是后话了。

　　这天，暴雨倾盆。于蓝对年仅11岁的二弟说，姐去给你买咖啡豆吃，你在家等我吧。她举着油纸伞向郊外奔去，巧妙地过了哨口关卡，翻过妙峰山，来到了斋堂——平西抗日根据地。在决定去延安之前，于蓝曾躲避到同窗好友赵书凤天津的家中。慈爱的赵母知道留不住女儿了，就把女儿叫到身边，给她改了个名字：赵路。意寓一路顺当、平安。于蓝要求也给她改个名字。赵妈妈想了想说：“就叫蓝吧，万里无云的蓝天多好呀！”从此，她的原名“于佩文”再也没有用过。不久，于蓝等十几名热血青年在党派遣的一支部队的护送下，穿越封锁线，经历近两个月的艰难跋涉，到达了陕北延安。她在日记本上写下了终生难忘的日子：1938年10月24日。于蓝至今还记得当年渡黄河时的情景：他们坐在两条大木船上，与数匹骡马在汹涌澎湃的黄河激流中“飞渡”，惊心动魄，真正体验了《黄河大合唱》中描写的壮烈情景……

　　说起当年，于蓝依旧激情难抑：“到延安的那天已经是晚上了，我们扔下背包就跑出去了。走进一座旧教堂式的建筑，里面正在开‘干部联欢会’。什么是‘干部’？所有人都穿着一样的灰色制服，打着绑腿的是部队的，整整齐齐特别精神。一切都是全新的感觉，激动得不得了。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报到处填表，只见表格的左边有行竖排字：‘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右边是‘对革命无限忠诚’，看到这几个字，一股说不出的情感撞击心头……”她第一次郑重地填写上自己的名字：于蓝。70多年后，她仍发自内心地说：“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延安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延安的岁月中，于蓝先后在抗大、女大学习，晚上点着汽灯参加业余演出，打小堂锣、跑龙套，都乐呵呵的。于蓝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努力改造自己、锻炼自己。一年后，她终于在镰刀斧头的旗帜下举起了右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奠定了自己人生道路的基石。此后，她成为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实验话剧团演员，参与了那个时期党领导的所有文艺活动，在几部重要的话剧，如《一二·九》《火》《日出》《带枪的人》《佃户》《中秋》以及根据契诃夫小说改编的《求婚》中，出任主演或担当重要角色。于蓝的名字在延河岸边开始被人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