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国家，不同定位的大学，对教师的职务聘任要求是不同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会要求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重视学术研究，评价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指标，也主要是论文和出书，但他们对论文和出书的评价标准不同。我国强调的是论文是否发表、发表期刊档次和发表数量，他们强调的是论文本身的学术价值，由专业的同行评价委员会对论文价值进行评价(犹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评价，博士学位论文并没有发表，但导师们可以对其学术创新和质量进行评价)，是否发表、发表在什么期刊，并不是第一位的指标。一个教师如果有一篇论文取得开创性成果，那么，学校不会要求他要达到多少论文发表数量。诺奖获得者在10年间只发表几篇论文的并不鲜见。对于出书也是如此，不是要求在任职期间出多少本专著，而重点关注专著的价值。这就引导教师做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而不是关注论文发表和图书出版，并为发表论文、出版图书而拼凑论文、买版面和书号。

　　我国当前的学术评价，尤其关注论文发表，这是偏离学术评价的，用论文发表数量和发表期刊档次，来充当高校的学术政绩，大多数论文是为发表而炮制的，并没有多大学术价值；还有的为发表论文，抄袭、造假、花钱买论文，对于这样的论文，当然不应当写，不写更能反映一个人的学术良心和操守。这也是目前坚持不写没有价值论文者，令人尊敬之处。

　　但是，这不能否认做真正的教育和学术研究，对学校办学、人才培养的价值。教师如果在教学的同时，也进行学术研究，并把自己研究取得的成果，及时用于教学，这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开阔学生的视野——大学实行导师制的重要价值，就是让学生和导师有共同的研究经历，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而对于教育教学，也需要进行研究，以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在欧美国家，重视本科教学的文理学院、社区学院并不会对教师的学术研究提出要求，但会对教师创新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有很高的要求。

　　我们应该反对只关注论文发表的“论文情结”，但不能就此反论文，连基本的学术研究、教学研究也反对。最近，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重点治理学术不端行为，以笔者之见，要优化学术环境，关键在于要从以前的发表论文导向，转变为重视学术创新价值和贡献的导向，这一导向不转变，学术环境很难优化，“论文情结”之下的学术会越来越功利，舆论则只有以极端的“反论文”来发泄不满情绪。这会让整个社会的学术价值观念混乱。(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