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有税徽的公文包

　　马忠斌有件宝贝，连国家税务总局的领导看了都稀罕——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预旺税务所发给每位税务干部的公文包，深蓝色，塑料质地，一面印着税徽，一面是税法宣传语。

　　每次下乡征税，马忠斌都要将“宝贝”放到军用帆布包里，外面再包上塑料。公文包里装着税票和税款，不能被风刮跑、被雨水淋到。

　　马忠斌说，这包比命都重要。如果有人捡到税票，可以填10块，可以填100块，随便一个数字，都有可能让国家财政蒙受损失。

　　只要公文包在，马忠斌不敢马虎，白天包不离手，晚上将它当枕头。30多年，他没弄丢过一张税票，包里的票据和钱款，被码得齐齐整整，连边角都不曾卷起。

　　公文包上的税徽，也是税务干部的象征，代表着为国家征收税款，神圣不可侵犯。

　　1993年的一天，税收管理员金玉忠在集市上征收税款时，与马忠斌的婶婶发生了争执。婶婶拒不缴税，态度很躁。时任预旺税务所所长的马忠斌得知情况后立即赶到集市。婶婶一见侄儿来了，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你是我侄儿，还当着所长，却派人收我的税，算啥亲戚！”

　　马忠斌被人群围在当中，乡里乡亲就等着看他如何处理。

　　“税收政策是国家定的，每个公民都得遵守，所长哪能拗过国法？你是我婶，连你都不上税，其他乡亲会咋看？”马忠斌从印有税徽的公文包里掏出罚款单：“你今天这么一闹腾，严重影响了咱这地方的税收秩序，按政策规定，光缴税还不行，还得缴罚款。”

　　话音一落，周围掌声一片。

　　垫板算盘打狗棒

　　2003年，国家调高了增值税起征点，加之后来实施的移民搬迁政策，预旺税务所管辖的三个乡镇里，几乎没有纳税人了。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所里调减人员，最有资格到县城工作的马忠斌一次次请求留下来，为周围群众讲解新的收税政策并代开发票。

　　13年里，马忠斌守着空荡荡的税务所，一个大院儿，几间办公室，一台电脑，一部电话，还有陪了他几十年的“老伙计”们。

　　过去开税票，离不开算盘和垫板。马忠斌细心，他把自己常用的算盘几个拐角都包上胶布，又在不显眼的地方刻上“忠斌”两个字，提醒其他人，用的时候小心磕着，用完了及时归还。开票时，票据下面的垫板也伴随了马忠斌三十来年，背面的乘法口诀表都被划得模糊不清，可他一直舍不得扔。他想把这两件“宝贝”留给在同心县税务局工作的大儿子，但现在都是电脑开票，“宝贝”没了用武之地。可他想告诉儿子，公家的东西，一针一线都珍贵，只要爱护好，能一直用下去。

　　二三十年前，预旺镇不通公路，山连着山沟连着沟，晚上外出，还能听到狼嚎。马忠斌的父亲交给他一根打狗棍，一边是月牙镰刀，一边是铁棍，白天爬山用来挖窝蹬脚，晚上出门用来防身。有了它，夜再深，心里也有底。

　　2014年退休后，马忠斌又被返聘到预旺税务所，老汉晚上在所里值班，打狗棍静静躺在床下，和过去一样，有了它，心里踏实。

　　父亲的遗产

　　马忠斌的父亲马世荣，也是一名好税官，曾任预旺税务所所长30多年，一辈子把公家的事看得比天大，把乡亲们的事情当成自家事，是方圆十里八乡受人敬佩的人。

　　老父亲廉洁一生，只留给马忠斌两样遗产：一块戴了多年的上海牌手表，还有一张写有“用心做事，手脚干净”的字条。

　　上世纪70年代，老父亲一月工资不足60元，一块手表，花掉了两个月工资。马忠斌接了父亲的班，进入税务所，马世荣老人把手表郑重交给儿子：每天晚上上足发条，上班不许有一次迟到。

　　马忠斌从记事起，父亲就天天下乡征收税款，有时还自掏腰包救助乡亲。有一次，一个老乡找到家里，还拿了一瓶香油。之前父亲帮过他，他是专门来道谢的。父亲让母亲赶紧做饭，留下乡亲吃了饭，临走时，坚持让他把香油带走：“我是国家干部，光阴总比你好些。香油带回去，给娃娃改善伙食吧。”

　　老父亲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马忠斌，他不仅在工作中践行着对父亲的承诺，在生活中，这八个字同样刻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中。

　　2014年6月，同心县决定为预旺镇所属的各村修建水泥道路，马忠斌家所在的北关村也在计划之中。谁知路修到一半，村民马彦海拦住施工队，要求给予占地赔偿。亲戚朋友相劝不下，只好请来了在村里德高望重的马忠斌。

　　马忠斌赶了来，一把拉住马彦海的手：“彦海老弟，你一向是个精明人，咋在修路这样的大事上犯了糊涂？老辈人说修桥铺路是头等善事，你挡了修路，就是挡了全村人的好事，往后，你一家人在这村子咋走路哩？”边说，边拉着马彦海走到路边，并对施工队喊道：“大伙儿缓好了就快继续修路，彦海说了，渴了到他家里喝水去！”

　　第二天，马忠斌干脆坐在推土机上，防止有人再出来挡道。路修到离他家十几米远的地方，施工队长悄悄拉过马忠斌：“老哥，你帮了我们大忙，干脆把路修到你家门口吧？”

　　马忠斌急得跳下了车：“这叫干啥哩？我帮你，是为全村做好事，可没想过要啥好处！”

　　路修通了，至今，马忠斌家的大门和村里水泥路之间，还有十几米的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