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文革’中去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唯一的一枚纪念章和一张伤票，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传家宝。”8月31日，记者如约见到了72岁的信阳化工厂退休职工赵松平,一见面，老人就激动地说，“抗战胜利纪念日越近，我对父亲的思念越强，越想借你们的报纸展示下传家宝，以此缅怀父亲和老一辈革命先烈。”

　　赵松平是老红军赵全泰（后更名赵全恒）的大儿子，赵全泰16岁时参加了“黄麻起义”，后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三过草地，两过雪山，并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中，五次负伤，立下了很多战功。

　　珍贵的纪念章

　　赵松平向记者展示的纪念章是一张过塑的照片。记者通过照片清晰地看到，纪念章是一枚铜质五星，表面以白瓷为底，周边用朱砂镶框。纪念章上的图案，是在党徽照耀下，一名红军战士骑马吹号的侧影，下端缀以“1927-37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的文字。

　　“这枚纪念章意义非凡，原件在我弟弟处保存。”赵松平介绍说，幼时见过红军纪念章，只知道那是父亲极珍贵的纪念物，但纪念章的来历，却无从得知。后来，他们兄弟曾多方询问过父亲红军时期的战友李德生、张才千，他们都记得发过这样的纪念章，但都没有保存下来，也记不清纪念章为何时何地所发。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们才在1982年出版的《陈赓日记》中找到答案。

　　《陈赓日记》1937年9月6日这样记载：“9月6日上午7时，我即到达阅兵场。约8时许，部队先后到达。刘师长致辞毕，由张浩同志代表党中央及军委授红军十年纪念章，我得章一。”日记中的刘师长即129师师长刘伯承，张浩时任129师政训处主任。

　　据资料显示，1937年9月6日在陕西三原县石桥镇阅兵场，召开的是129师指战员奔赴抗日战场的誓师大会。为统一思想，鼓舞士气，会上，由张浩代表党中央及军委，向参加过红军的所有将士每人授一枚红军十周年纪念章。赵全泰自然也不例外。之后，他就将这枚纪念章时刻带在身边，和部队一起奔赴抗日战场，英勇杀敌。

　　留下抗战记忆的伤票

　　“孩童时，我们也好奇地数过父亲身上的弹孔，抚摸过父亲不能屈伸的左臂，只知道那都是为革命留下的，却不清楚父亲五次负伤的经过。直到父亲去世后，我们才在新县老家找到了父亲伤臂上取出的一截肱骨（已遵遗嘱随葬）并发现了这张伤票。”赵松平边向记者展示伤票，边介绍说。

　　伤票是一张发黄的道林纸卡片，上端穿孔，左侧有一黑边。正面文字：“伤票 姓名赵全泰 级职上尉 对属129师386旅 受伤之日6.3午后 地点河北社庄 正确伤情右大胯贯通 民国廿年六月五日送第一兵站第四分院医官张兆瑞。”伤票的正面盖有医官张兆瑞的印章和两个椭圆形章痕模糊，只辨得出上有三字，左端一字为“乾”。伤票的背面印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主要介绍伤病员就医的相关情况和注意事项。

　　“父亲身经百战，曾参加过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战斗，与战友们歼敌100余人，击毁飞机24架，摧毁了忻口日军重要的空中支援力量，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父亲还善于做思想工作，1934年，在与国民党111军刘存厚部队作战时，他孤身一人到国民党部队阵地做策反工作，使100多名国民党兵投诚。部队首长王宏坤亲自奖励父亲手枪一把，并记大功一次。”赵松平说，正因如此，1938年春，在129师386旅769团3营11连任指导员的父亲被386旅旅长陈赓点将去了旅部特务连任指导员。几个月后，父亲在一次突遭日军偷袭的战斗中大腿中弹负伤，在延安、西安养伤痊愈后，受组织派遣，回大别山坚持武装斗争直到解放。

　　伤票记载的时间和伤情，正是上述的这次负伤。《陈赓日记》在1938年5月31日对这次战斗这样记载：“今日早餐后，正电话召集各团首长给以任务，实现昨日预拟之企图，忽然闻得激烈之枪炮声，知为敌袭。”“据观察所得，敌约八百人尽为日寇，装备完善，武器精良，附炮五门，向我彭城第一营猛烈突击。我第一营几次反突击，将进入街市之敌击退。”“激战终日，黄昏后，敌人遗弃死尸数十具，狼狈向观台逃跑。此次敌伤亡二百余人，我仅获枪三支，马一匹，但沉重打击了敌人进攻彭城的企图，胜利地保卫了彭城。”

　　革命精神，薪火相传。赵松平告诉记者，虽然小时候对父亲的革命经历了解并不多，但受父亲的影响，他们兄弟五人，有三人参军入伍，成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其中四弟还一直在部队工作到退休。

　　“父亲离开我们40多年了，纪念章与伤票，这两件革命文物也已经成为我们的传家宝，代代相传。”赵松平说，“纪念章上那位红军骑兵战士吹响的进军号，将永远催促我们一代又一代赵家人在新的征途中勇往直前！”(记者 时秀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