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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称为“金庸之后最伟大”，不知金庸高不高兴

    内地读者了解张大春，始于《聆听父亲》和《认得几个字》，他文风戏谑、思维天马行空，对各类文学实验不遗余力，并自称“小说匠人”，得到大陆读者和媒体的高度认可。特别是《小说稗类》一书，由庄子始，张大春炫技似地学舌马奎兹、戏仿司马中原……极尽耍痞嘲弄之能事。难得他如此杂学百家、博古通今，更难得有如此清晰的架构，梳理出独特的小说观。

    此次《城邦暴力团》向武侠领域进军，创造出其魔幻的现代新武侠，日前看到各路文坛名家纷纷盛赞这部小说。倪匡更是将其誉为金庸之后最伟大的武侠小说，对此，张大春回应：“他是最伟大的朋友，但我不知道金庸高不高兴。我想首先金庸所代表的可能是一个规矩的武侠小说传统，倪匡的话大意是说我跟着这个传统。”

    除此以外，华语文学圈内的内地名家都对“文学顽童”张大春抱以赞赏之态。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张大春便与内地的诸多作家有了不浅的交情，王安忆就曾说过张大春写的东西传统很浓重；阿城也曾说过有些小说一打开来就有扑鼻而来的小说腔。张大春则对华语小说做出了“中文写的西方小说”这样的评价，他说：“我觉得写小说就像小说，只不过如果固定在新文学运动之后输入的西方小说，所谓翻译来的，现在大部分华语小说都是用中文写的西方小说，那个规格、腔调、用语、情节的铺设，悬疑，叙事的修辞，每一个面向来看我们都是用汉字写西方小说。极少数的例外，比如金庸的小说，他是比较接近中国小说的；我比较想要把中国的笔记、章回、甚至有些是戏曲里面的元素放进现代小说里面去，如果王安忆指的是这个，我还算是保留了一些传统的，戴上这个帽子不会太不合理，但其他方面就不好说，好朋友难免会有些过誉之词。”

    除了这些文学名家们的盛赞，张大春则向我们提到了他最得意的一次读者反馈经验。“我比较得意的一次读者反馈经验，是有次我在一个五星级酒店，出来一个读者认出我，跟我说你的《城邦暴力团》是最恐怖的小说，他说我看过之后随时怀疑我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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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不认为“逃”是负面的东西

    张大春是非常典型的眷村二代，朱天心这样描述他：也有小兄弟在看书……是张大春，所以我们顶好快步通过，免得遭他用山东粗话噌，是啊！他打小就是这个样儿……台湾的知名作家，很多都有着浓重的眷村情节，字里行间流露出阵阵乡愁，眷村气息扑面而来；说起眷村生活的幸与不幸，张大春表示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去混帮派，没有杀人放火，却不能说眷村的经历为未来事业打下某种基础而幸运，“我不觉得任何一个单一的成长经验可以和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生比较，也就是说眷村生活经验幸与不幸，我不知道应该跟谁比。”

    《城邦暴力团》，说的是逃亡的故事，而且是置于历史背景下的大逃亡；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从单纯地撤离故国，到人生意义上的种种逃离，张大春的作品里关于逃的意象非常丰富，他如此阐释：“整个台湾在1949年是一个大的逃亡，不断在内缩，本来还说要复兴中华文化，到了80年代以后已经被打得没有了，但是逃是有另外的意义的。当整个社会都是逃来的，又被整个社会先来的逃亡者融合一下，整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被全世界驱逐的‘孤儿’。回头来看，逃不能只引发一个思维，逃的譬喻拉开了，分别有两三个层次，第一是‘隐遁’，中国有很长远的‘隐’的传统；第二就是‘挫折’，不断在人生中受到挫折而崩溃；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我们的教养很想流传给自己的子女，就像我很想跟我的子女讲道理，他们都不听，我怎么教他们就怎么躲，但是这种逃离我的状态，我身上也有，我父亲要教我我也不学……这个逃就变成一代一代传承的隔离，作为写作者我还可以给出三到五个逃的含义，但是干嘛要剥夺读者的乐趣呢？慢慢看，你会看到很多个层次的逃亡，到最后逃具有很积极的效益，到最后逃不是为了压迫和掠夺，而是要让出一个距离去产生新的世界观。”

    “逃”的话题，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同为台湾知名作家的龙应台，她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用一种悲戚的笔调写颠沛流离、生死离别，同样是“逃”，这其中是否有着某种隐喻，张大春却急着将两种“逃”撇清。“我从来不认为逃是负面的东西，中国的思想史最早推崇逃的是巢父和许由，《庄子》和《史记》里面推崇逃的也完全是正面的，不是逃避责任，而是所有不容我去思考的公共价值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