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桂华是一个很讲究的人。年届八旬，衣着考究，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举止得体，谈吐儒雅，风度翩翩。

    徐桂华出生在江苏扬州，从小浸润在古城的书香烟雨之中的他，却偏偏选择了从军报国的道路。1950年冬，他刚满16岁，怀着一腔热血，报名参加了人民海军。在南京挹江门，原江南水师学堂，徐桂华天天憧憬着和战友们一起奔赴海防前线，奉献自己的一切。

    1956年，国家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参军前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徐桂华，竟以第一志愿考取了复旦大学经济学系。

    正是有了这样非凡的经历，在复旦经济学系读书时，徐桂华就已成为一个传奇。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后又调到解放日报工作。在报社，目光敏锐、功底扎实的徐桂华成就了人生的第一个高峰。但是，他在反思了自己10多年的报人生涯之后，最后作出一个让人意料不到的决定：回复旦教书。而这时，徐桂华已过不惑之年，连讲师还不是。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初次投到徐桂华门下，对先生的学识和为人感佩不已。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洞察力，让学生们折服，而他对经济问题的论述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不断深化。

    在复旦大学的30年间，徐桂华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他抓住社会主义经济变革的重要机遇，研究社会主义的本质，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轰动一时且影响后世的重要理论。

    历史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最后走向“剧变”和“解体”，一个共性的重大理论失误在于没有准确判定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不顾生产力现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徐桂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人类历史时期、发展阶段、社会性质等重新进行梳理和划分。

    早在1987年初，徐桂华就在《怎样正确估量当前社会的发展阶段》一文中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社会主义与落后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相区别，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不仅要“退”，而且要“退够”，即从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退出来，退回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退回到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来。

    这篇文章通过国家体改委，转呈中央领导同志，立即引起关注。时至今日，我们对“我们现在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论断耳熟能详，但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氛围看，我们不得不感佩徐桂华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深邃的思想智慧。

    当时，学界对科尔内为代表的东欧学者的理论十分关注。但徐桂华却发现，由于东欧变革的失利，这些东欧学者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逐渐走上了歧途，遑论以其学说来指导中国实践。相比之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中国学者更加全面深刻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平台。

    1991年，在美国访问的徐桂华坚决地反驳了科尔内对社会主义改革在中国也已彻底失败的论调，指出中国的改革试验还在继续深化，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在这一点上，徐桂华体现了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但是，改革何去何从？人们在教科书中很难找到现成答案，需要“摸着石头过河”。1987年底，有学者提出了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战略设想，受到广泛关注。而从不人云亦云的徐桂华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不能简单地讲一个“国际大循环”，而应当“内外循环，双轨联动；产业演化，多层次推进；全方位开放，多元化出口”，必须以国内经济循环为基础参与和融入国际经济循环，始终掌握“以我为主”的经济主动权。

    1988年3月2日，徐桂华的《对迈向国际经济舞台的一点思考》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当天上午，敏感的日本共同社记者就给报社打电话询问背景，报社在电话中表示无可奉告。不料过了几天，香港有些报纸转载共同社新闻，甚至说解放日报反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曾经沧海的徐桂华根本无意去制造什么轰动效应，对于海外媒体添油加醋的评论，他一笑置之。一篇文章，一场争鸣，使得大家更加清晰地理解什么是内需和外需、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关系，也为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这一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上，徐桂华受到许多与会者由衷的敬佩——“你就是第一个批评‘大循环’的徐教授？”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理论界对市场经济观点进行批判，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成为重大的历史命题。而在这个时刻，提出中国应该选择市场经济，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

    1990年，徐桂华在《彻底摆脱“世纪性困扰”——计划与市场关系专题研究报告》中指出，试图完全抛开商品和市场等社会基础结构，人为地创造一个理想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建设最大的历史教训之一。他创造性地提出，从经济运行层面来认识计划和市场，二者只与资源配置方式有关，而不再具有社会制度表征。他坚信，市场经济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但这种市场经济不应是以新经济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而应是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历史将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

    徐桂华的这一重要思想，在1991年初的全国体改理论研讨会上引起轰动。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说，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争论了好多年争不清楚，看来这篇文章（徐文）讲清楚了。而原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安志文过了很久以后，还以徐桂华的这篇文章为标杆，批评有些观点保守退步。可以说，徐桂华是国内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的经济学家之一。

    在徐桂华身上，有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独具的人格风范。他淡泊名利，思想独立，上下求索，孜孜不倦，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社会需要的，就是徐桂华首选的研究课题。1989年，他发表《股份制作用机理剖析》一文，在国内较早对股份制给予积极评价，并做出了深刻分析。他认为，股份制具有有效集中资金和分散风险、所有权与经营权既相分离又相统一、将经营决策的集中性和管理方式的民主性相结合等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更适合于公有制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因此，股份制改革并不是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倒退，而是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的有效形式。

    此外，徐桂华对于如何推行股份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是适度控制实施范围，二是构建完善的信用制度和金融市场体系。此后国内股份制改革实践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证明了他的真知灼见。

    徐桂华深知，中国的改革发轫于农村，也必将成就于农村。多年来，他一直高度关注“三农”问题，他提出农村土地产权的变革与创新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也是破解“三农”难题的“重中之重”。

    在充分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徐桂华也指出其存在所有权主体代表混乱、承包权残缺而且不稳定等制度缺陷，这些缺陷使得农地产权无法实现完整、清晰的界定，并成了阻碍我国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

    徐桂华认为，农地产权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重构农地产权的终极所有者，将终极所有权之外的所有产权一次性量化并归农民永久所有，实行农地产权的市场化流转，让农民分享农地产权级差收益。与此同时，他还对如何重构农地的终极所有者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他认为，应当重构现有的农地集体所有制，并以县或区（县改区）为单位，将农地的终极所有权归全县农民所有，县土地管理委员会作为唯一法定代表人代表农民行使土地的终极所有权。

    这些理论不仅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逻辑基础，更有着独特的理论想象力。这也正是徐氏理论的独特魅力。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与立言。”徐桂华在年轻时渴望建功立业，却在事业高峰期急流勇退，中年变法，回归学术，在理论上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他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将薪火相传，成为激励年轻一代学者上下求索的宝贵财富。

    （作者徐从才为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李向民为江苏文化产业集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