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画作

    关于“文革”：道歉是有价值的

    中国青年报：你刚才提到“文革”。“文革”对国人来说有绕不开的影响，你的书中也有很多对“文革”的评论。现在很多从“文革”过来的人，开始忏悔道歉，如陈小鲁、宋彬彬。你怎么看？

    陈丹青：我们仍然活在“文革”的后果中。陈、宋二位还是勇敢的，道歉是有价值的，使社会听到一丁点良知的消息，总是好的。但此事大可深究，不是指罪责，而是指时间与人心。想想吧，再过两年，“文革”爆发五十周年了，如果至今没人出面道歉，没人吭声，岂不更可怕？

    1966年到1969年左右，每个学校、每个单位、每条巷子，一天到晚都是批斗会，几百、上千人围着一个或几个人，吼叫、拖拽、痛打、追着打，直到打死、逼疯……现在回头想想，全是十六七岁的孩子啊！听说北京那位被打死的校长家属不接受道歉，他是对的。如果我是他，我也不接受。来俩孩子道歉？！谁纵容他们施暴？谁都知道那是老人点的火，几十年后，孩子道歉了，荒谬啊！40多年前他们在吼叫，40多年后，他们老了，懂事了，出来道歉了：当年的大人在哪里？

    中国青年报：对“文革”的态度，一部分人在道歉，但还有一部分人在歌颂，这似乎很悖论。

    陈丹青：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文革”的内因啊。说起“文革”，有两个问题。一是迄今谈论“文革”的水准仍太低，太不像话。80后、90后的孩子很少听父母详详细细说“文革”；我们这一代倒是常听爸妈讲“抗战”，可见“文革”是国民不愿提起的往事，提起来，也说不清楚、说不彻底，以至仅仅隔一两代人，这个大悲剧、大灾祸就湮没了。

    二是“文革”成因。所谓“文革”，就是恶的大规模释放。不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施暴（譬如纳粹时期），而是人们在彼此施暴，人人参与。最后，完全分不清你我。“文革”没有胜败，十年期间，全国上下一塌糊涂。同样的事如果发生在欧洲，它会被不断谈论、反省，大家试着做些什么，希望不再发生。但中国人伟大：没事儿！我最佩服就是中国人“没事儿”。包括“文革”，包括百年来无数事情，百分之九十的人竟可以当作它没发生，“向前看”。关于“文革”，迄今没有全景式的、有穿透力的说法，历史不算账，就可能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