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画室一隅

    中国青年报：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我们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待久了而不自知，是因为这个文化性格已经深入骨髓，接受了对恶的没规则？

    陈丹青：这要分两说。一方面，大家认为传统文化、道德境界，比如礼义廉耻信只有咱中国才有。不，欧洲和美国社会的道德观、家庭观、良性的人际关系、清晰的社会底线、人群的集体教养，全都有。在那里你会找回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信等等，中国反而没了。可是另一方面，我不会把整体人性状况设想得那么糟糕，古代不用说了，晚清、民国，共和国早期，甚至“文革”中，战争或政治运动之下，大范围的善意、礼貌、义气，人际关系的种种良性状态，都没消失。反倒这二十年，一些人的公然无耻，达于极点。“文革”中人残害人，可是背地里，人彼此取暖，支撑，比现在单纯太多。

    我重视鲁迅早年推荐的《支那人气质》。那个美国传教士在书中数落了很多中国人毛病，保全面子、漠视精确、拐弯抹角……但又说，有一种品性西方人没有，中国人有，比如难以解释的死忠、献身、救助，还有恢复能力、承受力，特强，等等。

    我相信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可以接受负面信息的时代。你觉得这个时代很好，你得警惕：有许多可怕的问题在；但你说这个时代一塌糊涂，我仍然觉得，如果理性，如果你大致了解人性，还是要保留想象，至少，守住自己的良知。事情不像想的那么糟糕，当然，更也不像想的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