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近年来，院士一词频频进入公众视野。围绕这样一个荣誉称号出现的种种异化，严重影响着院士群体的社会声誉和公信力。如何改革才能让院士制度回归本质？

    长期关注院士制度改革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曾对国内外院士制度进行过比较研究。他发现，美、英、日、德、法等国都没有大而全的实体性科学院，只有松散的科学学会。科学学会会员只被认为是最高学术荣誉之一，不具有经济和行政意义。会员身份只是对他们科研工作的承认，从没听说过有诺贝尔奖得主对外宣称自己是某学会会员。他们只认为自己是教授或博士，别无虚衔。

    中国青年报：近日，章开沅主动请辞“资深教授”头衔，被很多人称赞高风亮节。您对此有何看法？

    顾海兵：这其实还是人治的思维，是希望靠个人道德来解决问题。但是，不能指望个人道德来解决院士制度改革问题。美国诺贝尔奖得主，完不成教学课时立马退休，学生不满意立马下台，没有人会说什么，因为有制度在那儿摆着。很多改革之所以改不动，根本原因就是背后有特权，涉及很多利益集团的利益。院士制度改革也一样。

    中国青年报：院士的特权都有哪些？又是从哪里来的？

    顾海兵：在我国，院士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而且具有很大的经济和行政权力。我国院士均享受国家规定的津贴，院士所在单位也会发放津贴，金额每月少则1000元，多则5000元。很多地方院士都享有副部级待遇，比如，给院士配备专车、享受高干病房、配备秘书司机、发放几百万元的安家费等。

    此外还有很多隐形的特权。一旦当上院士，就是无可争议的学术带头人，评审各种课题申请，对科研经费有了决定权，涉及金额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现在大学排名也是看拥有多少院士，所以，一些地方高校、研究院都来争抢院士。

    院士的特权，来自制度设计本身。在院士通吃行政资源和财政资源的体制下，院士制度背后存在权钱交易，是不可能避免的。最后伤害的，是中国的学者和整个学术界。

    中国青年报：您能具体说说院士制度设计存在什么问题吗？

    顾海兵：院士是中国最高科学技术称号，所谓“最高”，就是没有人能超过你，你就是“学霸”，这违反了最基本的学术规律。如果不把“最高”删掉，院士永远都会被全社会非理性地追逐。

    信息的选择性公开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对新进院士的信息都是选择性公开，只公布了姓名和工作单位，但是职位和一些工作经历并不公布。可是只要查一查，就会发现许多人是高校或科研机构的行政官员，高官和央企高管参选院士的情况也不少。

    中国青年报：有人认为，对院士给予丰厚的奖励和待遇，体现对人才的尊重，可以推动科研的发展。

    顾海兵：实际上推动科研发展了吗？现在院士很多大师却没见几个，根本没有实现初衷。

    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要和待遇挂钩？在美国，不会因为你获得诺贝尔奖就给你涨工资。有什么功论什么赏，就事论事。院士称号只是一种历史的认定，认可你在过去取得的成绩，并不意味你的学术成就现在仍是“最高”。以在大学工作的院士为例，他们在大学当教授，会有当教授的收入，研究课题，会有课题收入。院士应该只是一种荣誉，不应该有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待遇。

    中国青年报：您曾进行过国内外院士制度比较研究，国外的院士制度是怎样的？

    顾海兵：我发现，美、英、日、德、法等发达国家，都没有大而全的实体性科学院，只有松散的科学学会。但国内往往将其译为“科学院”，将会员译为“院士”，这是牵强附会。

    在很多国家，科学学会会员只被认为是最高学术荣誉之一，而不是最高荣誉，不具有经济和行政意义。在这些国家，会员身份是对他们科研工作的承认，学会也会为会员的科研活动和交流提供一些便利。但我从没听说过有诺贝尔奖得主对外宣称自己是学会会员，他们只认为自己是教授或博士，别无虚衔。美国的科学学会会员，不仅没有工资和津贴，还要缴纳会费。

    国外科学学会的管理制度，有几点值得我们借鉴：一、主席提名委员会独立于理事会；二、理事会只是服务机构，只负责组织选举、召开会员大会等，不具有任何行政级别；三、选举体现全体会员意志。例如，法国科学学会，有一位或一位以上科学学会会员推荐，就可以成为有效候选人，经过学会评审出正式会员候选人名单，提交全体会员大会投票选举。这种选举制度使得科学学会的选举，不受政府部门干预，不受现有理事会成员控制，体现了全部科学学会会员的意愿。（本报记者 黄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