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连保在制作千两茶授艺的过程中，他发现李华堂非常有天赋，不仅体力过人，而且头脑灵活，悟性高，常常能举一反三。因此他常常为李华堂“开小灶”， 并把千两茶制作技艺悉数传授给他。

　　不仅如此，热爱学习的李华堂还虚心地向其他师傅请教，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吸收各家技术之长，从而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事实证明，他的天赋和勤奋让他脱颖而出。

　　1953年，白沙溪茶厂开始千两茶生产，一共组建两个千两茶生产组。但在组长挑选过程中要求严格，首先要能执掌小杠，小杠是制作千两茶一项技术要求最高的活，与踩大杠的众人完全不同，类似于开车掌方向盘的人，其他人都是配合他的，在组里处于绝对核心位置 ，一支茶的工艺好坏小杠起关键作用。

　　由于该技术不好掌握，掌握运用好的人少，所以能掌握这一技能的工人有“特殊”待遇，尽管当时的条件很艰苦，但掌小杠的工人在吃饭的饭量、品种方面享有明显优待，如多喝碗粥、多吃碗饭，多加个菜，这些是踩大杠的工人所没有的。其次，还要求身体条件好，体力充沛。

　　那批工人中有两个人特别突出，一个是李华堂，另一个叫蓝天宝。那时每天完工后，白沙溪茶厂都要进行质量评比，然后在厂广播。李华堂、蓝天宝制作的千两茶无论做工还是效率都非常出众，几乎都能得到茶厂的表扬，所以，李华堂和蓝天宝当之无愧地成了建国后白沙溪千两茶生产组的最元老两位组长。讲到这些光荣历史时，老人脸上泛出微笑。

　　李华堂说，当时每组组长都要在制作完成的千两茶签上名字，以示对产品质量负责。在1953年至1957年间，由白沙溪茶厂出品的千两茶都签有首制作者的名字。因此1953年签有“华堂”字样的几支千两茶才得以留存至今，成为极品中的极品。

　　2009年台湾著名茶人曾至贤跨越海峡，携带一支李华堂1953年制作的千两茶来大陆寻找李华堂，感人的故事风靡了整个茶界，当李华堂老人看到自己当年亲笔签名“华堂”字样的千两茶时，百感交集，潸然泪下。因为那不是一支普通的千两茶，那里承载的是李华堂的毕生追求，沉淀的是他们那一代留在千两茶的青春岁月。

　　花卷茶的全部制作工序均由手工完成，加工技能强、难度大、消耗体力、工效低。1958年后，湖南省白沙溪茶厂以机械生产花砖茶取代了花卷茶。市场上以花砖茶替代了花卷茶，千两茶因此停产。

　　在千两茶停产后，蓝天宝及其他一些千两茶制作人员觉得无技可施离开了茶厂。李华堂被调去做花砖茶。在上世纪60年代，由于表现好，办事踏实，李华堂三次被政府有关部门调派押送橘子去前苏联还债。

　　再度出山，奠定了李华堂“黑茶国宝”地位

　　1979年，李华堂从白沙溪茶厂退休，大儿子李显全顶替他入茶厂工作。

　　1983年，惟恐花卷茶加工生产技术失传，湖南省白沙溪茶厂找到李华堂，请他领军带领一批青年职工参与制作千两茶。由于时隔太久，“千两茶”篾篓几近失传，费尽周折，从初夏至深秋历时四个余月，终于制作出了300余千两茶。

　　这次生产，对于已经中断了26年的千两茶制作意义重大，李华堂的出山，带领白沙溪茶厂职工经历了一次技术练兵，令千两茶制作技艺得以传承。

　　李华堂回忆说，千两茶压制恢复成功后，因其在千两茶制作技艺上的地位，那时有人想请他去做茶，但白沙溪茶厂不允许，要他回厂里做技术指导，哪怕不工作也要在厂里呆着，否则扣发退休金。白沙溪厂的规定虽然有点“野蛮”，但李华堂特别理解，无论如何，自己是白沙溪培养的，对白沙溪有着特殊情感，他愉快地接受了厂里的规定。

　　此后千两茶的制作又中断了14年。

　　1997年，白沙溪茶厂再次恢复千两茶生产。

　　李华堂说，此时白沙溪做花卷茶的总共只有两个组，一个组做千两茶，一个组做百两茶。其中千两茶组由李华堂和二儿子李鹤其执小杠，百两茶组由杨爱东、杨为民父子担纲。李鹤其深得父亲真传，在同时代的千两茶制作能手当中出类拔萃，成了白沙溪茶厂制作千两茶的核心骨干。因为千两茶需求量不大的关系，没有进行大规模生产，从1997年到2005年间，白沙溪千两茶制作始终只有李华堂、李鹤其这一个班组，包括女婿在内，李华堂把整个家族都贡献给了千两茶事业。而随着日后市场的推广，白沙溪生产千两茶的班组逐渐增加直至今日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