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渴的养分

　　解放前夕的北京大学，学生生活是极为艰苦的。在食堂吃的是高粱米饭，菜的质量极差，宿舍是北大的三院或四院，七八个人的上下铺，冬天有时没有煤生炉子，冷得要命。但这些身外之事，都没有影响年轻的汤一介对知识和智慧的吸纳。他对那时的北大充满了感情。“我最喜欢那时北大的什么呢？是我的那些老师，是他们的学问，是他们的为人，以及体现在他们身上的北大学术自由的精神。”

　　北大选课制度比较自由，汤一介不仅可以选修哲学系的课，还可以选修其他系的课。汤一介的“大一国文”是由冯文炳老师教的，冯文炳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名字就是“废名”，同时他也是鄂东黄冈籍人。具有文学气质的汤一介喜欢废名的散文和诗，也喜欢他很有诗味的小说。废名给学生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始就说：“我比鲁迅了解《狂人日记》更深刻。”废名所讲授的国文课和废名坦诚直率的个性给汤一介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梁思成时任清华大学教授，但他在北大开了一门“中国建筑史”的课。汤一介也慕名选修了他的课。此外，西语系开设“英国文学史” 的俞大缜教授，哲学系开设“形式逻辑”，“数理逻辑”、“演绎科学方法论” 的胡世华教授，和国学系开设“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的杨振声先生都使汤一介获得过教益。

　　成长于博学与思考之中

　　汤一介爱书，有三本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一本书，不仅使青年汤一介找到了理想、找到了理想化的生活，而且还成就了他和妻子乐黛云的美好爱情。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汤一介说，学生时代我们经常批评当时的一些现象，比方我记得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一滴汽油一滴血》，就是那些达官贵人是用他自己的汽车送女儿，或者儿子来上学，可是抗战那么困难的时期，要用公家的汽车来送，我们觉得非常不应该。所以一滴汽油一滴血。像这种我就非常激动。四十年代的中国经历了种种战争，人民颠沛流离，饱受战乱之苦，对于这样的现实，汤一介也曾热血沸腾过，也曾彷徨迷惑过。但是，他没有停止思考，他想当一名哲学家的梦想始终不曾改变。事实上，看不见的世界总是虚无的，看得见的世界才是真实的，现实并不允许汤一介独善其身。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从此他没有停止过思考，想当一名哲学家的梦想始终不曾改变。在1947年写的《月亮的颂歌》一文中他曾许下这样的愿：“去看那些看不见的事物，去听那些听不到的声音，把灵魂呈现给不存在的东西吧。”

　　1949年以后，汤一介的思想里有了一种错觉，他认为真理并不是太遥远，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5月，汤一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的希望是“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

　　1957年，汤一介和乐黛云结婚后的第6年，“反右”运动开始。乐黛云因为创办一份所谓的“同仁刊物”，被打成极右派。当时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刚刚出生，乐黛云被下放了。汤一介不知道，那时他正在北京大兴县的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有一天晚上他偷偷回来，想看看乐黛云和孩子。回到家里，他只看到孩子睡在床上，乐黛云已经下乡去了。

　　“我就看见我的孩子，一个孩子睡在小床上，一个人。当时我就把我的儿子抱起来，他才几个月啊，几个月！抱起来，我满眼含着眼泪，脑子里就一个思想，就觉得人为什么那么残酷，把一个孩子留在这个地方？”

　　“文革”中汤一介被打成黑帮，每天都要被批斗，举一个上边写着“黑帮汤一介”的黑牌子，站在一个高台子上。最让他感到紧张的是，手里的那个牌子非常重，底下都是群众，如果举不动了，牌子掉下来，砸在群众头上，那他就成了反革命了。他还常常被拉去作为冯右白先生的陪斗。冯右白每天都被拉出来批斗，他站在一个凳子上，汤一介站在边上，因为他们住在隔壁。

　　“那时候最担心挨揍，因为红卫兵是没有组织的，你要说了一句话，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动作不好的话，那一定要挨揍。所以我动也不敢动，什么也不敢做，就只是老老实实站在一个地方。”

　　政治的厄运一直伴随着汤一介和乐黛云夫妇。“文革”结束后，汤一介还因为种种原因，必须接受清查，直到1978年他才被彻底平反，而此时的汤一介已经51岁了。

　　1980年，汤一介终于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此时的汤一介已经不愿再与任何政治有任何瓜葛。他努力将教学研究与现实政治脱钩，并力求提出一套新的观点来。他率先把中国传统哲学作为认识史来思考，并以真善美概念为基础，综合各家所言，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进入九十年代，汤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问题，推动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大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这无疑为学术界的学风转变起了巨大的作用。近二十年来，虽其间仍然有极左思潮的干扰，但从总体上说学术研究的环境比前此的三十年好多了。因此，可以说80年代以来，汤先生似乎重新焕发了青春，他的学术研究活动进入了人生顶峰。在这期间他一共撰写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本书，其中有三本是论文集，一本英文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