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的使命

　　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的辞世，让国人为之心痛。汤一介把一代国学大师看成是文化之根的传承者和守护者。

　　“国学”这个概念现在被人使用得非常多，一般的理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最重要的就是儒、佛、道。在我国历史上儒、道、释三家并称，尽管道与释都曾经在某些历史阶段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只有儒家思想文化才堪称是中华文化的真正核心与主体。

　　儒家的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和它的深厚的历史感与道德感，使得历代执政者无不重视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儒家的价值观也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的主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家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儒家哲学强调阴阳互补和谐与永久变易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哪儿？这是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问题。我们要重建道德和价值观念，要从传统文化中去吸取营养，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重新引进另外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那是没有根的。我们当然要吸收其它的优秀文化，你民族的根扎得越深，你的吸收能力就越强。”

　　“但国学大师的境遇在我们的文化历史中一直是微妙的。”汤一介说。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经营‘国学’的大师也没发挥多大的作用，他们受到过各种限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他们学术辉煌的时代，但到五六十年代就没有什么建树，总是处于被批判的处境之中。第一代‘国学’大师熊十力、梁漱暝、陈寅恪、冯友兰，他们是哲学家，他们是在创造哲学体系。熊十力的‘新唯实论’是在创造一个思想体系，虽然这个体系基本上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借助了佛教的一些助益；冯友兰对西方哲学有一些了解，但是了解得并不是特别多，他借助了西方哲学的一些学说，特别是柏拉图的学说，来建立他的哲学思想体系，就是新理学，是承接宋明理学的。这些学者被称为哲学家。另外一类就是陈寅恪、王国维，他们可以说是学者，或者说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没有创立思想体系，但是在学术上的贡献非常大，开创了学术的方向，这两类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但是到50年代以后除陈寅恪以外，冯友兰和熊十力等人就没有再创造什么新的哲学思想，陈寅恪还可以继续做，可以开一些学术方向。虽然已经非常艰难了，但他还在做，冯友兰和熊十力就没法做。

　　“学养深厚的老一代国学大师原本就没有几个，他们已经是国宝，但他们一个个先后离开我们，梁潄瞑、熊十力、冯友兰、陈寅恪都先后离开我们，现在张岱年先生也离开了。我想他们的离世还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如果没有后续者，会造成中国文化思想的严重断层。

　　“‘国学大师’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在于他们清醒地看到文明冲突之下的传统文化的处境和命运，他们努力重建道德的价值体系，虽然他们的声音经常会被忽视。我们身处一个大的社会转型时代，有些问题会被突出出来，有些问题则会被忽视被边缘化。什么问题会被突出？就是在100多年来我们受欺凌受压迫的历史和命运，是一个贫穷落后的现实，长期以来我们把重要的精力都投注到解决生存的问题，深层的文化问题就成为次要的问题，被忽略的问题。知识分子不甘于所关注的问题被边缘化，他们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文化的命运，希望更多的人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汤一介把21世纪初叶的中国看作是文艺复兴的前夜。

　　“文明的冲突正在世界剧烈演进，强权国家推行危险的单边主义，世界地区危险加剧，恐怖主义猖獗，文化的欧风美雨也正在飙袭东方社会，消融和瓦解东方的传统文化。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需要找回和坚固自己的根。独立的国家就要找到独立的身份，独立国家的独立身份就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一个文明的新的飞跃常常要回到原点，然后燃起光辉的火焰。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中华文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在经济全球化的新的‘轴心时代’，在21世纪文化多元并存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给中华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

　　“‘国学大师’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在于他们清醒地看到文明冲突之下的传统文化的处境和命运，他们努力重建道德的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