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有专攻建奇妙

　　汤一介研究涉猎甚多。据其自己划分，其研究的范围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想。1983年出版的《郭象与魏晋玄学》（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大体上表达了其对“魏晋玄学”的整体看法。

　　（二）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以及伊斯兰哲学的一种哲学思想体系，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哲学之所以为中国哲学的特性做深入地研究。一种特殊的哲学必有其一套特殊的概念、并由若干基本概念构成若干基本命题（即判断），又能根据若干基本命题用某种（或某几种）方法进行理论推理而形成哲学理论体系。

　　（三）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从《论转型时期的文化合力》到《“和而不同”的价值资源》等八篇是讨论当前文化问题的。在文化转型时期，对传统文化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态度，即激进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而文化的发展从整个转型时期看往往是这三种力量的互动引起的。汤先生认为，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批评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传统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的种种阻碍，无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正面的不可抹杀的价值。问题是有些学者把后来在学术文化领域发生的极左教条主义和把学术政治意识形态化和全盘否定传统的错误全都归之于五四运动，这是不实事求是的和不公正的。在这篇文章中还讨论了8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文化热”和90年代发生的“国学热”。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文化热”的“反传统”是激进的、轻率的，是“有思想无学术”的。汤先生认为这种看法，或者是由于对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不了解，或者是出于某种偏见。我们知道80年代是我国刚刚走向改革开放，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打破封闭僵化的思想无疑是当务之急，因此，关心中国如何走向现代的学者提出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提出不仅要有四个现代化，而且要有政治的、文化的现代化。这种站在时代要求的思考，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具体和非常富有时代意义的表现。进入90年代，有所谓“国学热”，对传统文化进入实事求是的深入研究，当然非常重要，也是对1949年来对传统缺少分析的一种有意义的纠正。但是也要注意到，“国学热”有两种可能的走向，一是真正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中来考察，使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和现时代的要求接轨，这才是中国文化走出困境唯一的出路。但从历史的经验和目前发展的某种趋势看，也有另外发展的可能，或者是“国学热”离开了学术的轨道而政治意识形态化，或者是仅仅注意某些细小具体问题的“考证”，认为只有这才叫“学术”，才合乎所谓“学术规范”，这都可能背离某些学者热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初衷。汤是最旱提倡“国学”的，但他是在一定的背景下提倡“国学”的，即在全球意识观照下提倡“国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中心论”的消退，整个世界文化呈现出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当然是有益于文化的健康发展，但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很可能使中国文化再次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外。当然我们要考虑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可是这种考虑必须以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为参照系才有意义。如果不这样，我们又会再次自己封闭自己，重新滑入狭隘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的陷坑。关于“文化热”和“国学热”问题，汤先生在《“文化热”与“国学热”》中作了较详细的讨论。

　　《文化的双向选择—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考察》虽是讨论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但其目的是看看这一外来思想输入我国的过程对今天西方文化的输入有无可借鉴之处。《“现代”与“后现代”》和《在有墙与无墙之间——文化之间需要有墙吗？》两文都是1993年与欧洲学者讨论文化的会上发言整理而成的。前者对“现代”发展成“后现代”给了一种解释；后者从中国的一种思维方式来说明两种不同的传统文化之间相遇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误读”的意义。今后学术文化的发展，既不应再由西方文化统治世界，也不会出现一个文化上的“东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而应是东西文化的互补和相互吸收，而形成一种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多元发展的新局面。为此，汤先生的《“和而不同”原则的价值资源》说明：“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商谈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由‘不同’达到某种意义上的‘认同’的过程。这种‘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两种文化中寻找某种交汇点或者是可以互补的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