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年届八旬的老人，不以颐养天年为求，不以含饴弄孙为乐，更不以金钱、名誉、地位等为意，而是汲汲遑遑地为中国文化的千秋大业和中华文明的传诸永世而恪尽一介书生之绵薄微力，兢兢业业地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其志永固，其情可感，其愿撼天！”

　　2007年，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景海峰在其导师八十岁时写下了这样的话。他的导师是汤一介，而“千秋大业”指的则是《儒藏》编纂工程。

　　汤一介1927年出生于天津，祖籍湖北黄梅。他的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父亲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屈指可数的会同中西、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一方面家学深厚，另一方面当时的文化大家如梁漱溟、熊十力、钱穆等与汤家来往颇多，汤一介从小耳濡目染，年轻时便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入的思考。

　　在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汤一介着力于构建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他指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三大基本命题。这三大个基本命题表现着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真善美的特殊观念。上世纪90年代初，应对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汤一介首先提出，未来世界的主潮是文明的“融合”而非 “冲突”，中国古已有之的“和而不同”对解决当今世界、人类发展有着重要意义。90年代后期以后，汤一介倡导把西方的解释学理论运用到中国经典的现代诠释方面，并且归纳总结中国经典解释史上的特征和规律，以创立中国自己的“解释学”。

　　晚年的汤一介把全部心血都投入到《儒藏》的编纂中。2002年，汤一介提出编纂《儒藏》。2003年，教育部批准《〈儒藏〉编纂与研究》立项，项目于2004年正式启动。77岁的汤一介任项目首席专家，挑起了这副千钧重担。规模浩大的《儒藏》工程最终将包含5000余种儒家著述，约10亿字，规模将超过《四库全书》，计划于2025年完成，迄今已出版100册。

　　为什么要编纂《儒藏》？汤一介概括有三：一是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并称。自宋以来，历代王朝都编有《佛藏》和《道藏》，却始终没有把儒家的典籍编纂成《儒藏》，这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二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思想，儒家经典体系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传承过程，在中华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而且影响至今。三是现代科技手段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和保存方式，为大规模的整理和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汤一介的学生杨浩说：“汤先生经常讲，《儒藏》工程的编纂历史地落到了他的肩膀上。”如果现在不整理，老一辈的哲学家相继离世，年轻的队伍还没有成长起来，就会造成青黄不接，以后编纂的难度更大。所以编纂《儒藏》工程，既是传承经典又要培养人才。

　　《儒藏》工程联合了中国、日本、韩国、越南近400名学者参与，汤一介挂帅将各种兴趣不同、研究方向不同的人才凝聚在一起。项目经常遇到资金、人手方面的困难，而且中途会有人打退堂鼓，汤一介则常常不顾年迈亲自从中协调。

　　由于校点者的水平良莠不齐，大约一半的稿子都会因为稿件质量不过关而退改甚至退稿。即便如此，汤一介从未放松对稿件质量的要求。《儒藏》所有稿件出版之前都要经过初审、通审、抽审等7道工序。杨浩曾负责出版前的最后一道工序——抽审，抽审中曾发现两篇稿件水平比较差，在与汤一介聊天时无意中提起。没想到后来《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开会时，一向温文儒雅的汤一介竟然大发雷霆，痛斥相关编委为何让如此差的稿件走到了最后一步。

　　今年汤一介已87岁，这也是他主持《儒藏》工程的第十一个年头。有人问汤一介有没有考虑过，可能这一生都不会完成《儒藏》这一旷日持久的工程了。他回答道：“（这件事）必须做，除非我根本什么也不能做了。人活一天，就要做事，只有做事才能体会到快乐。”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汤一介的祖父汤霖留下来的家训，意思是遇到困难之事不要躲避，该有所担当时不要逃避责任。“中华民族也许正处在一个伟大复兴的前夜，她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文化，从中吸取力量，‘反本开新’。”也许，汤一介正是通过担当中华文明的“守夜人”践行着“一介书生”的职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