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哲学界响当当的人物，他的《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是哲学研究不可绕开的著作。

　　他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建构出中国哲学体系，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他一生努力，不曾停歇。

　　他的个性沉稳、恬淡、自然，“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

　　他，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一位中华文化复兴之梦的“逐梦人”。

　　主持编纂《儒藏》，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十余载光阴，皇皇百余册，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埋首于传承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儒藏》，这是已年届87岁的汤一介正在致力的浩大工程。

　　有人会问：一个耄耋老人，本该颐养天年，安享天伦之乐，为何还要孜孜不倦地投入到卷帙浩繁的文献编纂中？还有人问：一位哲学大师，早已功成名就，为何还要步履匆匆？

　　答案很简单，因为汤一介一生秉承的八个字，“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汤一介，1927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一代国学大师汤用彤，自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使他在立身行事方面始终保留着关注社会、心忧天下的气质。

　　从2004年起，作为《儒藏》工程的主持者，汤一介率领由“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牵头的团队开始了繁重的《儒藏》编撰工作。迄今，已走过10个年头。

　　《儒藏》的编纂分两步走，先选取历史上较有代表性的典籍编为“精华编”，然后再扩展为全本《儒藏》。第一部分“精华编”，将我国历史上的500余种儒学文献编为282册；同时将韩、日、越三国150余种汉文儒学文献编为57册；共计约2.3亿字，339册，有望2017年编完。第二部分则要再编约5000种儒家著述的大全本。目前，这部典籍已累计出版100册，整个工程预计要花费16年完成。

　　有人说《儒藏》的工程量之大和编纂难度，相当于第二部《四库全书》。“《儒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关系到继承传统文化、接续民族之根的大事。” 在汤一介看来，“国于天下，有与立焉”。

　　汤一介时常对身边人说，“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就是因为有经典存世。编纂《儒藏》，关系到中国人的文化自强、文化自信，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对国家、民族的担当与职责。”

　　以“和”为贵的学术追求

　　汤一介先生早在1992年就提出了“普遍和谐观念”。“钱穆先生曾把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天人合一’四个字，‘合一’即和谐，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讲求和谐。”汤一介提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即主张天与人要和谐，人与人要和谐，情与景要和谐。

　　亨廷顿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文明冲突论”，汤一介则认为中华文化是包容文化、和谐文化，不是制造对立冲突的文化，他用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批评亨廷顿的观点，孔子讲“和而不同”，就是说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可以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不能因为“不同”就发生冲突。汤一介反对文化中心论，他提出，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是大势所趋，这些文化是在相互影响下多元共存，各地区的文化应该是平等、和谐的。

　　汤一介认为，“和而不同”可以解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

　　“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伟大复兴的前夜，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文化，从中吸取力量，‘反本开新’。‘反本’即反观哲学源头，对传统了解得越深入，就越有面对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同时还要‘开新’，要对我们的传统哲学作出合乎时代的新解释，利用传统哲学资源来对当前人类社会问题创造出新的哲学理论，不断提出新的哲学问题。”汤一介主张。

　　甘于清贫，做中国思想文化的“守夜人”

　　三尺讲台，三寸笔，三千桃李。汤一介从不以哲学家自居，而始终强调自己是一个“哲学工作者”：甘受清贫，在平凡的岗位上治学育人，做中国思想文化的传道者、“守夜人”。

　　2004年《儒藏》工程启动时，汤一介身体已经患病，但他仍义无反顾地投入工作之中。

　　《儒藏》编纂的难度之高，稿件情况之复杂远超想象，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要求稿件要反复修改、反复打磨，文献整理和文字校对要一丝不苟，进度必须无条件服从质量。在汤一介看来，《儒藏》的好坏，全在于质量，要细致到标点的使用上。“我们尽可能选择最好的版本做底本，同时，我们有很好的校勘记，校本也严格选择。我们的工作做得很慢，就是希望尽量减少错误。在差错率上，国家的要求是1/10000，我们的要求是0.8/10000。”

　　虽已八旬，汤一介仍坚持带学生。

　　他重视育人，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掌门人，他主办了数万名学员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举办了四届“文化系列讲习班”。他担心《儒藏》编纂过程中会出现人才断层，因此决定编研并举，招收了一批研究生，培养精通古籍整理与研究的人才队伍。他说：“《儒藏》带有抢救性质，抢救书，也抢救人才。”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桑榆未晚，为霞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