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的童年是战乱漂泊

　　童年本该是无忧无虑的，除非有无情的战争闯入。

　　“1936年的秋天，爸爸回国了。自从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惊奇地发现了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又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掠去的大量敦煌唐代绢画，中国古代艺术的灿烂辉煌使一向倾倒于西洋艺术的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如同高更义无反顾地抛弃巴黎奔向塔西提岛，爸爸要离开巴黎，回国寻访敦煌石窟。正好接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的电报，聘请他为北平艺专教授，并要他火速回国任职。

　　1937年夏天，我们乘轮船从马赛出发，穿过地中海、红海、亚丁湾，驶过辽阔的印度洋。船上有些中国人唱一首悲凉的歌《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就在那悲惨的时候……’我不懂‘九一八’是什么意思，妈妈告诉我，日本人来侵略我们中国了。

　　7月7日，北平突然沦陷。我们的船到上海就停了，爸爸接我们，开始了长达数年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我刚6周岁，回到祖国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就被卷进了逃难的洪流。我家随着北平艺专，走走停停地迁徙，最后迁到‘大后方’。7岁时我已经帮助大人干活儿。在湖南沅陵为改善生活养鸭子，我经常割下茴香草为鸭笼子垫底。茴香和鸭笼的气味很不好闻，这给我的刺激太深了。至今，我一闻见茴香味就想起当年的鸭笼子，茴香成了我这辈子唯一不吃的蔬菜。在贵阳，临时住在旅馆里，突然日本飞机来轰炸了，妈妈一下把我拽到餐桌下，紧紧趴在我身上。妈妈喘着气叫我‘沙娜！沙娜！’我也哭叫着‘妈妈！妈妈！’环顾四周时，横七竖八躺着血肉模糊的人，那些茶房伙计刚才还好好的，现在躺在那里，断胳膊断腿，流着血，惨不忍睹，地狱般的景象真把我吓坏了。

　　我们一无所有了。行李，包括爸爸的许多画，瞬间就被炸光了，不知何处为家。幸亏法国在贵阳的天主教会收留了我们。神父和修女都是法国人，十分和善，见到我和妈妈刚从法国回来，一口流利法语，他们就像见到亲人一样，马上安置我们住宿。一个多月里，那些法国修女对我们特别关照，特别亲切，安抚我们，为我们祈祷。妈妈诚心诚意地感谢上帝，从此皈依了天主教，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妈妈还让我受了洗，所谓受洗就是头披白纱，接受神父的一点圣水，我乖乖地照做了。我还留有一张受洗时的小照片，‘文革’时成了我的一个罪证。

　　我在昆明法国天主教会办的‘上智小学’上学，上午学法文，下午学中文还有数学。我的中文就是在那里正式学的。最后，我们随国立艺专又迁到了四川重庆，当时的‘陪都’，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的临时所在地。我们在凤凰山顶的一幢房子里安了家，与我们同住在一起的还有父亲留法时的老同学——王临乙、王合内夫妇，吕斯百、马光璇夫妇和秦宣夫、李家珍夫妇。还有‘吴作人爸爸’单身也住在山上。凤凰山下的磁器口有地摊卖菜，看见卖豆子的豆子好玩，大大的，还有花纹，我就拿了一个，卖豆的没有拦我。走到半路我把好看的大豆子给爸爸看，他问：‘给钱没？’我说‘没有’。爸爸一巴掌就打在我手上，厉声说：‘去还给人家！不能随便拿人家东西！’我吓了一跳，赶紧转身回去把豆子还给老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