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的少年是敦煌绘画

　　每一位少女都有自己花季的婀娜鲜艳，常沙娜的花样年华在敦煌石窟中度过。

　　“1942年，在时任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先生建议下，重庆国民政府指令教育部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于先生认为国家再穷，也要想办法将敦煌这举世罕见的艺术宝库归为‘国有研究’（国家行为）并加以保护，否则没法向历史交代。他题诗一首：‘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者知不知？’爸爸被推荐担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行前，梁思成先生说：‘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的，祝你有志者事竟成。’徐悲鸿也鼓励说：‘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的工作做好，做到底。’

　　我们举家从重庆搬到敦煌时，我12岁。敦煌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一盆水擦脸，擦身，洗脚，还舍不得倒掉，得派做其他用场。餐桌上的饭菜很简单，常常是一碗大盐粒、一碗醋，一碗水煮切面，这里没有蔬菜。一家人住一间小房，土炕，墙边五斗橱上摆了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妈妈每天早晚在圣母像前画十字，做祷告。我和擅长画工笔仕女的邵芳进洞临摹壁画。她成为我的工笔重彩老师，毛笔勾线、着色退晕等，我从她那里学了不少东西。至今，我还留有一幅172窟盛唐壁画《西方净土变》的大幅临摹作品，就是跟她一起画的，用的是张大千的线描稿子。从描稿、勾线、着色、渲染、开脸，整整一个多月画了这么一幅。画的过程中，我获得了有关壁画内容的不少知识。爸爸还安排董希文（油画《开国大典》作者）辅导我学习西方美术史，苏莹辉（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辅导我中国美术史。

　　爸爸要求我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石窟的重点壁画全面临摹一遍，并在临摹中了解壁画的历史背景，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他结合一幅幅作品给我介绍历史，讲解各个历史时期的画风演变。我每天兴致勃勃地登着蜈蚣梯，爬进洞窟临摹壁画。早晨的阳光直射进来，照亮满墙色彩斑斓的画面，彩塑的佛陀、菩萨慈眉善目地陪伴着我，我头顶上是节奏鲜明的平棋、藻井图案，围绕身边的是神奇的佛传本生故事、西方净土变画面，‘那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那隋代窟顶的联珠飞马图案，那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那吴道子般舞带当风的盛唐飞天，那金碧辉煌的李思训般的用色……’满目佛像庄严，莲花圣洁，飞天飘逸，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其中，画得投入极了，兴致上来，就放开嗓子歌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随着太阳转移，洞里的光线越来越暗，而我意犹未尽，难以住笔。在大漠荒烟中，我修行着自己艺术人生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

　　1945年，在兰州举办了《常书鸿父女画展》。这是为扩大敦煌影响，应五省监察院高一涵和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等人的建议，爸爸把准备带到重庆的我这几年临摹的一批敦煌壁画作品和他在敦煌画的少数民族速写、油画写生二三十幅拿出来一并展出。画展期间，来了一位加拿大籍的犹太人叶丽华，她是国际工业合作组织创办的山丹培黎学校的印染教师。她很喜欢我，对我爸爸说：‘你的女儿很有才华，画的东西又好！可是她这么年轻（15岁），老待在山沟里可不行，应该让她到外面去见见世面。我建议把你女儿送到美国学习，我会给你联系，你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