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接地气”这样一个关于物理状况的词汇会被赋予某种价值理念？究竟什么是“主流”？人们常常说的“敏感词”究竟是怎样的“敏感”？8月19日晚，梁文道携新书《关键词》做客广州方所书店，以“知识分子与词语的解读”为主题做了一场演讲，现场座无虚席，还有不少读者站着听完全场讲座。

　　梁文道从词语出发，探讨语言背后的逻辑和价值观。他认为，很多今天频繁使用的语词，背后被赋予了原本并不具有的价值观和感情色彩，而这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久而久之被人们忽略了。“只有分析语言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感知和判断，才能进一步追问，我们的语言如何才能突破现有的框架和牢笼。”

　　进一步追问语词的额外意义

　　梁文道从20世纪大众传媒和集权社会的出现讲起，进入20世纪后，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语言的使用、散布、语言现象的流传、腔调、文法，发生了大规模的改变，与此同时，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现代集权是怎么回事。以政府为例，一个是纳粹，另一个是苏联。他认为，当时集权国家的出现很有可能是和大众传媒的普及齐头并进的，甚至可以说，集权国家的建立与完成，是借助了大众传媒的力量。

　　梁文道说，事实上，20世纪就已有知识分子敏感地从语言的角度切入和理解大众传媒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他以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为例，在小说《1984》里，奥威尔提到“新语言”，讨论新语言的规则，“大家可能会认为奥威尔的经验是在针对苏联和共产主义国家，但其实不是，他对新语言的观察来自他之前在英国宣传部门工作的经验，他非常了解现代传媒机构怎样使用语言来完成语言意识形态的效果。”

　　梁文道说，从20世纪开端至今，一路以来有无数知识分子在讨论政治和语言的关系，而中国开始这样的讨论是在上世纪80年代，作家们开始关注到“毛语言”，当时的先锋小说家开始思考语言如何才能突破旧有的框架，当你做文学创作的时候，使用的是怎样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不是有新的生命力？也是在1980年代，梁文道从香港来到大陆，他发现大家虽然都说普通话，但使用的语言却非常不一样，这种不一样让他感到困惑，至今仍无法完全清晰地解释。

　　他拿“接地气”这个词为例。“我来广州，基本没在街上走过，住的酒店甚至可以直接走过来到方所书店。我这种情况常常会被人们批判，这是脱离人民群众，是不接地气。我不用任何社交工具，也会被认为是傲岸、清高，不接地气。”他说，接地气本身是个与价值判断无关的字眼，可这个关于物理状况的词却慢慢被赋予了某种价值理念。又比如“大多数”和“极少数”，“大多数本来指是单纯的数量，但在现代汉语里，它被赋予了价值，我们通常认为大多数就是好的，就是正面的，极少数肯定是坏的，所以我们说极少数暴恐分子、极少数犯罪分子，我们说大多数人民群众。我不用社交媒体，就是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时代潮流。”

　　最后，他说，只有分析语言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感知和判断，才能进一步追问，我们的语言如何才能突破现有的框架和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