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是对人心、对人性的丈量

　　解放周末：《蟠虺》对您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刘醒龙：主要的挑战还是在叙事上。首先，青铜重器研究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专业领域，有关青铜重器的专著，除了专业研究人士，一般人很难读得进去。如果为了解释必要的专业知识，洋洋数万字都在那里“掉书袋”，那谁爱看呢？如何把枯燥的文本叙述得引人入胜，非常有难度。尽管，青铜重器在书中只是一种象征，但必须把它叙述出魅力来，这样的象征才有意义。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叙事是一把尺子。您试图用叙事这把尺子丈量什么？

　　刘醒龙：叙事对艺术本身的丈量，可以由评论家、读者去考量。在小说中，叙事是对人心、对人性的丈量。通过一件青铜重器，让人辨别世道真伪。

　　事实上，任何故事哪怕精彩到无与伦比也只是载体，关键是看它能否承载一个时代的品格，这关乎一部作品的品质。

　　解放周末：您的小说想要承载的是，“为思想和技术都难以解决的困难提供一条情怀之路”。这条情怀之路您是如何定义的？

　　刘醒龙：对于小说，我更看重的就是骨子里的情怀。在小说里，情怀是包罗万象的，也可以是一种境界。比如《蟠虺》中曾本之和马跃之这两个人物的设置，体现的就是文学的情怀，也是写作者的情怀，在中国知识界，存在这样一种国之重器式的君子型人物，他们才是中华文化精神真正的脊梁。

　　解放周末：评论者颇为看重的一点是，《蟠虺》直指当代知识分子的学术困境和人格困境，是对学术腐败的深刻批判。

　　刘醒龙：小说里确实有讲到学术腐败的问题，但这还真的不是我写作的出发点。我对任何腐败都深恶痛绝，解决腐败可以通过司法部门的审判、新闻媒体的监督等。文学则一定要看到腐败背后更为本质的东西。比如，为什么会滋生腐败？如何面对腐败背后文化的腐朽、人心的堕落、灵魂的沉沦？有些人借文化之名，实施的可能是祸国殃民的狼子野心。直接的腐败可能只是“点”上的问题，但是像这样复杂的一系列问题就成为“面”上的问题了。

　　解放周末：文化的野心，比利欲熏心更可怕。

　　刘醒龙：是的。《蟠虺》反复提到曾侯乙尊盘究竟是由范铸法还是失蜡法制作的问题，我选用这样一个在写作前后都很陌生的学术论争，是寓有深意的。研究古代青铜器制作工艺的专家基本上认定，青铜时代中国的青铜器都是采用范铸法制作的，这在曾侯乙尊盘出土之前是没有异议的。曾侯乙尊盘出土后，其透空蟠虺纹饰之繁复精细，空前绝后，让一些人认为是范铸法难以制作的，于是就提出青铜时代流行于欧洲的失蜡法，由此形成了学术界的两大流派。我想表达的是，有些困局或者困境是由我们自身造成的。这里有一个常识性问题。在延续千年才逐渐形成一整套制造工艺文化、人们普遍使用范铸法制作青铜器的时代，没有任何考古发现支持的失蜡法的提出与响应，何以成为当代考古研究一个时期的主流观点？

　　伪文化是比学术腐败更为可怕的问题

　　解放周末：您提到了“常识”。而常识的缺失，恰恰是当下社会的一个问题。

　　刘醒龙：我认为，许多违背常识的判断，常常来源于近百年来养成的一种文化心理，即习惯于去其他地方寻找我们文明的源头。包括文学，也羞于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里寻找源起，而是习惯于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里找理由。一个民族的文化要获得世界性影响，一定要靠自身的魅力。通过模仿、通过尽快融入到对方的体系中，可能会赢得眼前的一点点热闹，但是从长久来看，还是自己的东西最靠得住。我写《蟠虺》，在这一点上也是有所考虑的，因为这涉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安全性问题。

　　解放周末：正是您所说的，“最终促成《蟠虺》的，是近几年伪文化的盛行而带来的文化安全问题”。

　　刘醒龙：伪文化是比学术腐败更为可怕的问题，因为它真正关系到我们国家文明和文化的安全。这时候，文学就应该站出来，作出自己的表达。文学有一种独特的力量，特别是经典作品的力量，可以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这种力量是水滴石穿的。就像我在一本散文集里说的，“一滴水有多深，一滴水有多重，一滴水有多远”。

　　解放周末：这首先取决于“一滴水有多真”。

　　刘醒龙：对，首先要确保这一滴水是纯净的。假如是一滴脏水，那就该去下水道。

　　解放周末：然而，众声喧嚣、人心浮躁之际，难的就是看到真、看到生活的本来。有人评价说，作为新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您“能够避开浮在生活表面的泡沫，取出真相”。您认为自己有这样的本领吗？

　　刘醒龙：这是一种过奖，但这确是写作者应该努力的方向。写作一定要避开泡沫，作家一定要找到真相。那些表面上的浮华、奢靡不是文学的选择，文学要看到的一定是表象背后潜藏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