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在南京家里傅抱石和儿女在客厅看画

　　“父亲画桌旁的书架上，长年贴着一条长长的单子，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人名，这都是父亲欠的‘画债’。”

　　“母亲常说父亲一生不串门子，不扯闲话，就连一年一次的春节拜年也是决不去的，不管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

　　傅抱石女儿傅益璇今年七月出版新书《傅家记事》，回忆了父亲的创作经历，并描写了傅家一家人的故事，包括祖父辈的旧事、父母的相爱相伴、兄弟姐妹六人相处的亲情片段以及父亲去世后一家人在“文革”中拼尽全力保全父亲画作的种种艰难。

　　六个儿女都当了画家

　　傅抱石有六个子女，两子四女，傅益璇是二女儿。傅抱石并没有想到，在他身后，六个子女全部子承父业，成为画坛名人。

　　“父亲从未想过要我们学画，继承衣钵，但内心的期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傅益璇觉得，兄弟姐妹并没有继承父亲的天赋，但终日耳濡目染，确实受到了环境的影响。傅益璇认为大哥傅小石还算是继承了一些父亲的艺术才情，在画画上颇有些天分。

　　傅家六兄妹都不拜父亲为师。傅抱石欣赏林风眠，就督促傅益璇去拜访求教，但自己并不教。傅益璇说，自己虽然从小学画，但时常“心不在焉”，直到父亲去世后才认真起来。傅益璇后悔，父亲在家摆放石膏模型，要求17岁的她开始练习素描时，自己因为贪玩没有好好练习。傅益璇曾抱怨父亲不教她画中国画，却要求她练习素描，原来是因为傅抱石从未学过素描，“画山水人物倒不觉得有欠缺，但画现代题材遇到楼房、汽车、轮船时却常常觉得不顺手，”所以希望女儿从素描学起。父女两人同时练画，一个画国画，一个画素描。

　　日本留学过的傅抱石想把傅益珊送去自己学成之地学习画画，“你要是喜欢颜色，将来送你去日本学图案。”傅益珊回忆，“果然过了不久，父亲对我说，他已经和夏衍（时任文化部长）说好了，可以成行。但父亲的突然去世和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让此事成了永不能实现的约定。

　　跟着父亲去荣宝斋卖画换粮食

　　抗战时期，傅抱石夫妇带着几个孩子住在重庆歌乐山金刚坡，一住就是八年，这期间，许多文化界人士都聚集在重庆，时常来傅家聚会，因傅太太烧得一手好菜。李可染、吴作人、常任侠等画家和老舍、郭沫若、曹禺等作家都是座上常客，“母亲说，只要菜一上桌，顷刻便被一扫而光，父亲就一个劲儿地喊‘快上菜！快上菜！’”

　　傅益璇的叙述中，出身富家小姐的母亲下嫁给了家境贫寒的穷画家傅抱石时，确实是崇拜和爱惜对方的才华，而跟傅抱石过了几十年的苦日子。没米下锅的时候，傅抱石就拿自己的画去卖。“他好像总有办法搞点钱回来。”傅益璇蹦蹦跳跳跟着父亲去荣宝斋卖画，“那时父亲的画是几十块钱，一张四尺整张才写‘八十元’，再考虑一下，可能又改成‘六十元’，虽然钱不多，但母亲却很感到安慰，私下里对我们说：‘爸爸真能干’！”

　　改变傅抱石命运的有两位亦师亦友的“贵人”，徐悲鸿和郭沫若。1930年傅抱石结识徐悲鸿，一见如故。“徐悲鸿对父亲的艺术才能大为欣赏，说服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拨专款一千五百大洋供父亲赴日本留学。”而傅抱石原本接受当时入主中央美术学院的徐悲鸿的邀请，想要“北上”北京工作，但却因为徐悲鸿突然去世而遭受巨大打击，心灰意冷。而在抗战期间，傅抱石一直是郭沫若的秘书和助手，交往甚密，“直到后来所有重大的政治活动中，每逢父亲遇到无法应付的麻烦，都得到郭老的关心。父亲一生为郭老所作的画不在少数，而且都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