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其实每次回去，最初那一刹那，大家都很陌生地看着你，那一刹那对我刺激还是比较大的。你觉得你回来了，大家看到你还是会陌生。”梁鸿冷眼看待自己和梁庄的关系，手术刀一般剖析，哪怕是痛楚，但真实。

　　这几天，她正在忙着整理初中的日记本，那些塑料封皮花花绿绿的本子上，工工整整写满了年轻的骄傲，记者看到其中一页中间一行写着：“将来我要当一个作家。”

　　梁鸿豪爽地大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作家呢，都是不自知的。”

　　“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沈从文曾经在《自传》中说，写小说是河水告诉他的。16岁的梁鸿，在师范学校第二年暑假，坐在湍水河边，读到沈从文的《边城》，其中的惆怅，那种震撼，至今依然无法忘怀。

　　与同样上世纪70年代出生那一代相比，1973年出生的梁鸿，从未享受过城市中同龄人与父母家人相伴长大的时光，更多的时候，她一个人面对自己。

　　上世纪90年代初，与城市一片下海创业的时代大潮相反，19岁的梁鸿和如她一般的乡村师范毕业生一样，成为镇中心小学的一名乡村教师。

　　梁鸿的处女作，是在镇广播站播出的，有人从广播站听到了她的名字，奔走相告。那是一篇散文，梁鸿隐约记得文字呈现的碎片景象：天空中飞舞的塑料袋，乡村孩子欢呼的身影。

　　乡村小学的回忆全部关乎自然：黄昏时分，孩子们各自回家，一个19岁的女孩面对窗外，看着黄昏一点点暗下去，“那时候是我最自在最开心的时光”。

　　然而，命运似乎要锻炼一下这个刚刚成年的孩子，那一年期末考试，梁鸿不识时务地指出校长几个明显的失误。很快，镇教委来了一纸调令，让她离开这所小学，到20里路外更偏僻的小学任教。

　　在那个偏僻的小学，物质的贫穷丝毫没有影响到梁鸿的内心，相反欣赏梁鸿的校长给了她更大的起舞空间：骄傲地请假去镇里买刚刚出版的《百年孤独》，暴雨之后打着赤脚，看着雨在身边迅速飞过，晚上听杨树哗啦啦被风吹过来的声音，与自然对望的时光，安静且充足……然而，19岁的寂寞和孤独挥之不去。内心与自然，看似矛盾地相伴，映出梁鸿少女独特的底色。

　　“那两年的底色对我之后用之不尽。”梁鸿现在回忆起来，这辽阔的底色给予自己那三年的时光如同恩赐：满满三四本笔记本，其中仅仅1994年3月至6月就写完一个日记本，后来整理下来发现有3万字，记录了那时的安静和孤独、笃定和沉静。

　　那时候的她和城市之间，相隔甚远，不是路程，而是内心。

　　然而，底色并非主打色调，镇小学成为梁鸿在乡村真正意义上停留的最后一站。在她后来的成名作《中国在梁庄》中，她描写过一位她的师范同学霞子，至今还在镇上小学教书，选择的生活和她已经完全不同。

　　1997年进入郑州大学读研，终于进城了，梁鸿依旧维持着三点一线的个人世界节奏，宿舍食堂教室，很少买衣服很少逛街很少好奇，城市于她依然遥远。

　　200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教授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2003年毕业，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任教。

　　其实，近20年来每年的寒暑假梁鸿都会回家，每当有了人生重大事件发生之后，迷惑的她也是选择回到梁庄。

　　然而，毕竟个人的生活已经在北京，与梁庄的距离，并不是一次次的回归可以缩短为零的。有时候，那仅仅是回归，已不是存在。

　　“其实每次回去，最初那一刹那，大家都很陌生地看着你，那一刹那对我刺激还是比较大的。你觉得你回来了，大家看到你还是会陌生。”梁鸿冷眼看自己和梁庄的关系，手术刀一般剖析，哪怕是痛楚，也是真实的。

　　《中国在梁庄》出版4年来，当初的写作动机，被各类媒体解读为对农村的责任感，以及对现实生活的虚构无趣使然，面对记者，作为文学评论家的梁鸿坦言，自己并不认同这一说法。

　　“当时写这本书，是学术的烦闷吗？”

　　“也不是，我一直说，我没离开过，回梁庄是我自己的事情，跟所谓的社会责任感关系不大。很多事情是基于内心的要求，发自初心。”

　　“是给自己一个回归大自然的理由吗？”

　　“对，实际上内心那颗不死的心在。”

　　“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又把自己抛出去，并且独个儿/置身在伟大的风暴里”——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在梁鸿眼里有种邪恶的美，她说自己对梁庄的热爱就是这样，明明很痛，却不愿离开。

　　深潭，指很深的水，也指精神上的不能自拔、痛苦。“哪怕是虚空呢？总得看看。”一如她在文章开头的表白，对梁庄，梁鸿从未动摇。

　　2008年，听从内心的呼唤，梁鸿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书写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