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忱性格温和，谦虚的他从来拒绝闭门造车式的埋头苦读，而是格外重视与外界的通信往来，尤其是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这是我学习、追求学术问题的主要手段”。他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师友圈”，除了“后记”中提到的商承祚、容庚、于省吾、潘景郑、周叔弢等，还有周作人、李可染、谢稚柳、黎雄才、启功、刘逸生……“商老、容老是我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朋友，两人很客气，我是外省人，他们都说普通话，商老的普通话比我讲得还好，他们都是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学者。”聊起“忘年交”商承祚与容庚，王贵忱一下子来了精神，话也渐渐多了起来。

　　商承祚是古文字学家，其父商衍鎏乃清末探花，文史与书法俱佳，祖籍也是铁岭。“老爷子头脑清醒，既懂历史亦能参透现实，他教我写字，我给他提供他想读的铁岭志。”王贵忱与商家父子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据他回忆，身材瘦小的商承祚比自己大了26岁，无论生活还是治学，总能感受到对方的情谊。“我被打成右派后，商老每个月至少来看我一次，他知道我的经济状况不好，逢年过节都会带些好烟给我。”1969年，王贵忱用文言文写《吴泉说》，商承祚把最好的资料给了他，还鼓励道：“你好好干，文章写得好，以后会传世的。”从商衍鎏算起，王贵忱与商家的缘分已经延续到了第四代。

　　结识容庚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两人的年龄差距达到了34岁。“容老开阔达观气象大，是一位老菩萨，夏天穿一身白衫，老学者之风。”最让王贵忱动容的是反右期间，容庚不顾政治风险，站出来为其他被划为右派的教师说话。到了“文革”时，尽管多次遭受批斗，他就是不肯低头——“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外部环境恶劣，容庚沉浸在自己的学术世界，修订第四版《金文编》，完成了《颂斋书画录》与《颂斋书画小记》。即使是生命末期的1982年，容庚仍放不下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的工作，卧在病床上的他盼着快点出院，以不能动手修订《商周彝器通考》为憾事。

　　王贵忱偏爱清人龚自珍的诗词文章，因为“过去中国的诗词吟诵的多，摇头晃脑，真正涉及社会问题、针砭时弊的不多，而龚自珍就是这样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注诗难，注龚诗尤难，近百年来，注龚诗者数十百家，多为浅尝辄止，通注全本的少之又少，而最早的代表作就是刘逸生的《龚自珍己亥杂诗注》。“逸老治学严谨缜密，为人则谦和厚重。在我致力龚自珍研究之时，每遇到难题有所请教时，先生必尽其所知以见示。”王贵忱与刘逸生交往了40年，除了共同的学术兴趣，这对挚友的成长经历以及对抗命运的态度也颇为相似——都是童年失怙、生活不易，凭借刻苦的自学得以出人头地。

　　在广东生活了逾60载，自认为是“食粤谷”长大的，即便骨子里透着一股北方人的豪爽劲，但王贵忱还是佷早就被贴上了“岭南人”的身份标签。“生我辽东,毓我岭南。”他刻了一枚闲章，代表了对于广东的认同与感怀。素以经济闻名的珠江三角洲，古往今来也闪耀着一大批学人的思想光芒。唐代有“岭南第一人”之称的张九龄，文字质朴、风格清新，与当时盛行的华丽之风形成鲜明反差，影响了后来的“山水田园派”；明代有“白沙先生”陈献章，开创了“江门之学”，提倡独立思考，反对人云亦云，其学术理念为岭南文化赢得一席之地；晚清有“朱九江”朱次琦，创办了“礼山草堂”，主张破除门户之见，提倡经世致用之道，岭南学人的务实精神很大程度上与之有关。至于家喻户晓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解放前搬到广州定居、教书的陈寅恪，在近现代的历史上传承了岭南文化的薪火。

　　“这里是开放门户，又是学术交流与思想传播的聚集地，比如学人云集的中山大学，但是跟北方比起来，还是有一点距离。”学无止境，在广州之外，王贵忱叩拜过三位老师，分别是古籍收藏家周叔弢、古文字学家于省吾、版本鉴定家潘景郑。“我很感激，通过与他们的通信提升自己的知识修养。”说着，王贵忱吩咐儿子王大文从书柜中找出了自费印刷的线装本书简，别看一套薄薄的小册子，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可是不菲。“往昔初习为版本之学，有幸得与先生邂逅于津门天祥商场书肆，获蒙指点版片之学，忽忽已是三十年前旧事。其后，因循未尝通候已二十余年，近几年中则时有请教学艺诸事，承亲笔贻书诱学不绝。”王贵忱在《周叔弢先生书简》后记中写道。

　　与天津市副市长在书店里相遇、相识，这似乎是电视剧中才会出现的情节。1953年，王贵忱回铁岭探亲，途中路过天津，便一头扎进书店，捧着《东莱博议》的正德刻本读了起来。在冷清的书店角落，这个专注的年轻人引起了周叔弢的注意，便主动上前询问“从哪里来”、“为什么看这些书”，后来还请他上门做客，给他讲授古籍的知识。回到汕头后，王贵忱与周叔弢开始了通信，又过了两年，学生正式登门磕头拜师。“他做学问方法与其他人不一样，不豪取，不强夺，他买书都拿现金或金子，自己喜欢的书从来不还价，只要能够得到。”在老师去世后，王贵忱与他的长子周一良保持着交往，“我得益于周家，周叔弢的学术教诲是我的人生亮点。”